适毁性（Crash-only）编程是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一个范式，在设计方面，它没有优雅的关闭方式。这类程序只能自毁，而要从自毁状态中恢复过来，几乎不可能。
其实，在人类当中也有“适毁性编程”现象：唯争吵（Beef-only）思维。
你甚至不能和唯争吵思维的人进行任何对话。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如果不是表达纯粹的、无条件的支持，都会被视为不尊重的态度和冲突的挑衅。这时候，你或许只能陷入一种捍卫“荣誉”的冲突模式，或许退避三舍、脱离战场。
随着全球文化之争正在演变成持续冲突产生的一种稳定的、特有的、背景性的社会条件，网络公共空间慢慢被唯争吵思维的人所占据。随着“超级异象（Great Weirding）”[1]演变成“永恒异象（Permaweird）”[2]，公共互联网正在向“争吵互联网”转变。
在各种平台上，“争吵互联网”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能在经过一些专业编辑或者人工智能辅助等操作之后，物质世界（真实世界）只是供网络上使用的素材来源。
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如果不是表达纯粹的、无条件的支持，都会被视为不尊重的态度和冲突的挑衅。
只要你参与网络公共生活，你就不能完全避开“争吵互联网”。它庞大无比，处处可见，而且广泛分布于各个平台。要想继续在公共空间活动而不卷入冲突，你必须掌握一套消极对抗的手段，比如subtweet（推特上批评某人但不让他知道）、gost（已读不回）、block（屏蔽某人并取消关注）和mute（屏蔽某人但不取消关注）等等，同时忽略那些唯争吵思维的人。他们会愤怒地指责你无耻和懦弱，试图挑衅你主动攻击。这样你也许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退回到一个隐蔽的私人网络空间中，这个网络由屏蔽手段、受限制推送、网守和用户专用付费墙所保护，即我以前称之为“CozyWeb”的网络地带。
网络上到处都是争吵。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KM1]之间的争论以及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争论，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在贸易政策上互相争吵，气候问题上的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还是互相争吵。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把辩论大战转到了线下。本·夏皮罗（Ben Shapiro）试图故意激怒亚历山大·奥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与其来一场现场辩论。还有杰西·辛加（Jesse Singal）和跨性别支持者争吵不休。当然，在某个角落里，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正在和所有人的所有的话题展开讨论。他想变成绿巨人，把一切撕得粉碎。
塔勒布（Taleb）模糊文化之争的派系分野，是“争吵互联网”冲突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有趣的战场之一。除了崇拜他美索不达米亚[3]个性的人之外，他推文的爆炸半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这些还只是“争吵互联网”北美英语战场的状况。我熟悉的另一个大型战场——印度战场，则糟糕得多。
除了崇拜他美索不达米亚个性的人之外，他推文的爆炸半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傻瓜（扈从）和“骑士”
最重要的争斗不是名人之间的争斗，而是打着名人旗号的匿名民众之间的争斗。“争吵互联网”上的冲突不受任何宏大战略的支配，甚至不受意识形态学说的覆盖。这是一种有着封建结构的、扁平化的社会冲突，核心是那些非自愿匿名的、可互换立场的、愤怒的傻瓜，他们不顾一切地想引人注目。
具有超凡魅力的“骑士”之间立场鲜明的争吵塑造了“争吵互联网”的语义结构。他们松散地隶属于由傻瓜大军选择驻守的不同阵营。这场冲突的绝大部分能量来自那些傻瓜。他们在“争吵互联网”每分钟都在上演的无数场战斗中，朝着他们追随的“骑士”所指的方向前进，而且经常变换阵营。
这些战斗几乎没有一场是私人恩怨。大多数傻瓜之间的辩论一般只有少数朋友和算法见证，无论在Vox（21世纪的大众利益新闻网）还是Quillette（重视思想自由的新闻平台）都未得到公开关注。除了皮质醇水平的局部上升，傻瓜与傻瓜之间的个别辩论事件无关紧要。
但是把个别辩论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就变得十分重要。它们是“争吵互联网”存在的理由。
令人沮丧的是，“争吵互联网”的标准冲突模式是可以预测的。比如，某个傻瓜注意到了新闻周期内的一个交战理由（周期通常由“骑士”制造或指定，在“争吵互联网”被称为愤怒周期），然后杀向他们最喜欢的多人在线战场（其中，推特最为重要），加入他们著名的傻瓜盟友之中，轻车熟路地与那些熟悉但通常籍籍无名的可互换立场的傻瓜敌人战斗。他们或者打算在核心战场混战，或者在外围发起小规模战斗，或者簇拥在“骑士”周围，举着公认的、唯争吵思维的旗帜，或者在没有旗帜的、不为人知的战斗中独自冒险。
对于傻瓜来说，被他们为之战斗的“骑士”注意，就是“最高的荣誉”。因此，傻瓜的忠诚是“争吵互联网”庄园经济的货币。傻瓜币是由“骑士”通过“notice me senpai”的行为来挖掘的，比如一个点赞或转发。这可以称之为恩惠证明（proof-of-favor）。“争吵互联网”经济运行基于傻瓜币之上。
“对于傻瓜来说，被他们为之战斗的‘骑士’注意，就是‘最高的荣誉’。”
一旦受怨愤驱使，傻瓜就很难被摧毁。他们可能因“骑士”的出卖和背叛而改变立场，其忠诚也可能会以一种意识形态上不连贯的方式，个别地或集体地动摇。但是一旦傻瓜的心灵被怨愤的力量激起，就没有回头路。这是一种几乎不可逆的人性丧失。
“骑士”能留住在稳定的战备状态下的傻瓜越多，他们在“争吵互联网”的势力就越大。这里更优秀的、争吵能力更强的傻瓜有能力维持和输出更多的伤害点，他们甚至会为你争取到邻近冲突战场上的傻瓜，以及可能激起一些失意的非战斗人员（与非玩家角色不同，他们实际上是存在于各方的一类战士）加入冲突。对于久经沙场的“骑士”来说，新来的傻瓜是站在他们这边还是跟对手一边并不重要。关键是扩大和维持冲突，而不是取胜。
当然，成为一名“骑士”，要有知名度以及唯吵架思维的人所敬仰的传奇名声，而且有“骑士”站在他的对立面。有些“骑士”集结在一个赫赫有名的旗帜下；也有人数较少的像塔勒布（Taleb）这样的自由骑士，他们没有固定的效忠者，就像中世纪的雇佣骑士。
“傻瓜的忠诚是‘争吵互联网’庄园经济的货币。”
傻瓜的中心地位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包括“骑士”和傻瓜自身也未能察觉，因为很明显，任何孤立中的特定傻瓜无足轻重。但是，总的来说，傻瓜的力量就是“争吵互联网”力量之所在。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相对平静的互联网是在竭力吸引民众的眼球，那么“争吵互联网”则是傻瓜之间的键盘之战，这一战斗现在正进入第二个十年——我选择“灼热的20年代”这个引入注目的名字以命名它；如果你们不认可，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正如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Crowds and Technology中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争吵互联网”的技术就是让众多傻瓜相互斗争的技术。“争吵互联网”的冲突不是由其名义领导者的意图决定，而是由傻瓜群体中涌动的情绪能量决定。那些领导者除了让冲突持续、升级和有利可图之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宏大意图。“争吵互联网”最优秀的“骑士”，都遵循一种完全被动的理念：“我的傻瓜们在那儿，我必须弄清楚他们要去哪儿，这样我就可以走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前行。”
真正的信仰，是“争吵互联网”的累赘。“争吵互联网”的“骑士”越是真诚地信仰自己为之奋斗的“道义”，他们在反复无常的傻瓜情绪能量的裹挟之下，就越没有效率。真正的玩家通常会高估积聚和运用傻瓜能量所需的一贯智商的深度，从而建构起乏味的理论大厦。事实上仅仅是用“covfefe”（特朗普曾对coverage一词的错误拼写）做做样子就能完成任务，而且能做得更好。
“我的傻瓜在那儿，我必须弄清楚他们要去哪儿，这样我就可以走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前行。”
“争吵互联网”最优秀的“骑士”继续他们的唯争吵文化冲突，仅仅是因为傻瓜们让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对傻瓜来说，无论多不合逻辑，冲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然而，对“骑士”来说，冲突就是目的。保持冲突像是一种企业家文化资本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无人可以从他人的hell-market抽身而退。估计萨特（Sartre）会引以为豪。
如果某个特定战场的冲突显示出可以结束的危险迹象，那么就必须寻找新的冲突取而代之，就像期望生存的企业必须开拓新市场以取代衰落的市场一样。因此，在“争吵互联网”，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傻瓜大军之间的激战，以达到爆红的目的。战斗越血腥越愚蠢，就越有利于为各方骑士煽风点火。战斗越没意义，就越有用，因为它强化了“为了冲突而冲突”的倾向。就像真正的信仰一样，战略不仅缺席，而且完全是不利因素，因为它可能促成谈判和妥协，降低匿名傻瓜的社会死亡人数，抑制傻瓜庄园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糟糕的是，有可能结束冲突。
“事实上仅仅是用“covfefe”做做样子就能完成任务，而且能做得更好。”
“傻瓜庄园制”
“争吵互联网”的“骑士”有一个共同态度，即傻瓜们无足轻重。这一态度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无知。“骑士”对傻瓜的行为不负责，也不对在他们麾下战斗的傻瓜的观点负责。
傻瓜的存在仅仅是现实一种不幸和不可避免的意外，而不是重点。
通过“notice me senpai”赞同标记而挖掘更多傻瓜的工作，是“骑士”被迫承担的、对被压迫人群的贵族义务，而非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有利可图的不满情绪矿藏。
己方傻瓜的过激行为是既可以被夸大，也可以被原谅，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被误导的和精力过剩的小错误。而敌方的傻瓜则体现了人性在精神上（如果不是生物学上的）的终结。
他们正在为人类社会的灵魂而进行高尚的文化斗争，对抗受不良观念严重损害的可耻的对手。他们自己仅仅是出于责任感才不得不进入战场，并遵守一套合理的、公正的、平衡的行为准则所约束。
我称这种观念为“傻瓜庄园制”。
这种观念与煽动所谓随机恐怖主义[4]领导者的态度相似，甚至有所重叠。不同的是，傻瓜庄园的主人与他们的傻瓜保持着一种安全的意识形态距离，同时让傻瓜在战术上贴近“争吵互联网”。距离足够近，近到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辩论中获得战术上的暗示；但又足够远，远到可以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合理的推诿。与“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不同，“争吵互联网”的“骑士”并不特别渴望为傻瓜们的恐怖袭击承担责任，而只想从其后果中获利。
“我称这种观念为‘傻瓜庄园制’。”
傻瓜庄园制是一种基于别有所图的想法的经济制度。作为庄园里的农民，傻瓜不只是与其他傻瓜战斗。他们也有责任让大大小小的不忿情绪得到精心呵护并始终存在。偶尔，也会通过像告密或泄露秘密这样的行为，某个傻瓜可能会短期内成为某场冲突的知名人士。但是，普通傻瓜主要是为了让日常不忿情绪继续存在，并在被要求行动的时候在算法之下战斗。他们不被历史承认，但被大数据统计并且被人工智能注意。
重要的是，除非你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让你违背自己意愿贸然卷入傻瓜庄园制（如当在一个重要机构处于权威地位时说一些落下把柄的话）；否则，一般情况下的 “争吵互联网”是一个自愿加入的竞技场。如果你真傻得可以，出于真诚的不忿，那么你只有选择加入“争吵互联网”。如果你不傻，你也没有因为变得脆弱或在某些方面妥协而陷入“争吵互联网”，那么，你要么是受到蛊惑，要么是能从它的存在中获利。
“争吵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有毒文化模式，是因为它内在地倾向于将维持冲突，甚至以激化冲突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为冲突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顽固的特质，而不是争论中观点和怨愤的不合法性，使我们很难从中找到可取的品质。尽管在特定案例中，“争吵互联网”上的争论可能表面上达到伸张正义的目的，但潜在的一般性冲突通常会加剧并继续存在，而没能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找到一般性解决方案。
进入“争吵互联网”的冲突有制度化的趋势，一代又一代经验丰富的“战士”从中崛起，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依赖于让特定问题继续存在和恶化。在某种意义上，“争吵互联网”就像美国众所周知的好诉讼的法律体系。“争吵互联网”持续的时间越长，公共记忆就越不可靠，并开始取代学术性司法判例的谨慎传统。
“‘争吵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有毒文化模式，是因为它内在地倾向于将维持冲突，甚至以激化冲突作为目的本身。”
高效游击行动的指引手册，如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71年的经典之作《激进分子规则（Rules for Radicals）》，或更现代的作品，如瑞安·霍利迪（ Ryan Holiday）的作品《相信我，我在撒谎（Trust Me, I’m Lying）》（2012），开始取代逐渐被侵蚀的程序正义概念。人们通过战略性评估对方的弱点、赢面和获利前景来选择战斗，而不是考虑问题的基本道德价值。偏见的阴谋论模式，而不是系统怀疑的原则（如无罪推定[5]），成为判断的基础。
战斗人员难以认识到这种特定冲突逐渐制度化的代价，尤其是他们沉浸在任何局部胜利的喜悦中时，以为这种胜利似乎就是正义真正得到伸张。被“取消关注”的人可能真的应该退出职业生涯。因腐败而被追究责任的饱受诟病的权威人物也许应该被免职。
但是，即使是都被各方视为积极的结果，每一个这样明显具有决定性和积极意义的结果都是有代价的：冲突又持续一个周期，正当的目的进一步强化了可疑的手段，程序正义继续被削弱，以及为恶意行为者利用“争吵互联网”谋取私利提供了更多动机。
如果任其发展，“争吵互联网”最终只能陷入无休止的霍布斯式冲突[6]。如果迟到的正义一直无法到来，那么“争吵互联网”就是一个袋鼠法庭（即不公正的非法法庭），在历史的尽头无限期地剥夺了正义。在这个空间里，任何冲突都不能得到有意义的解决，审判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艺萌「睿ⁿ」 | 编
[Km1] 我们保留这个作为提醒，可能会更新此文，因为伊丽莎白·沃伦可能在4月份该文发表的时候已经出局。
编者注：
[1] great weirding: 2016年，本文作者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超级异象”(the great weirding)一词，此后一直用这个词笼统地指代“常态”(normalcy)的逐渐瓦解(大猩猩哈兰贝(Harambe)的死亡*，被普遍认为是“异象（the weirding）”出现的标志)（节选自Weirding Diary序言，略有改动）
* 大猩猩哈兰贝(Harambe)的死亡：2016年5月28日，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做出一个“艰难抉择”，被迫枪杀园中一头大猩猩以保护落入猩猩池中的一名幼儿。男孩只有4岁，落入距地面大约3米的猩猩池中，里面名为“哈兰贝”的大猩猩对他又抓又拽，持续大约10分钟。
[2] permaweird（永恒异象）：该词出自作者Weirding Diary 11，原文是： Entangled divergence marks the sense-making process condition I’ve been lately calling the Permaweird（纠缠的分歧标志着意义建构的过程条件，我最近称之为永恒异象）。
[3] 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亚洲西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系的一个地区，得益于该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其历史上有许多改变世界的重要发明，包括时间概念、数学、车轮、帆船、地图和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来自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统治机构不断变化，夺取了控制权。它没有真正的地理统一性，最重要的是没有永久的首都，因此，由于它的多样性，它与其他更统一的文明，特别是埃及文明相比，显得与众不同。
[4] 随机恐怖主义：在美国《滚石》杂志网站刊发的评论文章《特朗普吹响的犬笛比你想象得更恐怖》中，作者戴维·科恩分析称，“随机恐怖主义，是指使用语言和其他沟通形式煽动随机人员施行在统计上可预测的但个人上不可预测的暴力或恐怖主义行为。”
[5] 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6] 霍布斯式冲突：霍布斯认为人性是一种永久冲突，这源于他在17世纪的生活经历，在那里他目睹了日常战争、商业衰落和农业产出下滑。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9月22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