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最具破坏性、影响最深远的转变，重新设计基因组和创造智能机器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而是正在成为现实。
“生物进化用了35亿年或40亿年才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人类基因组测序先驱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说，“社会进化就快得多了。既然现在我们可以读写基因序列，将其转换成数字并变回合成生命，我们就有可能加快生物进化的速度，让它跟上社会进化的步伐。……这赐予了我们对生物设计的‘控制权’。我们可以编写DNA软件，将其安装在一个转换器上，进而创造出变化无穷的生物生命。”因为技术是由社会需求驱动的，在2020年的这场“全球大流行”中，对新型冠状病毒疗法的深入研究又加速了这一轨迹。
工程梦想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随着我们将人类智慧与我们创造的机器结合在一起，人工智能将延续我们人类的辉煌。他预测，到21世纪30年代，人类大脑将能够连接到云端，使我们直接将电子邮件和照片接收到大脑中，并备份我们的想法和记忆。他表示，这将可以通过游走于大脑毛细血管中的纳米机器人来实现，即由DNA构建的微型机器人。他把人类思维向非生物媒介的显著延伸视为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就像学习使用工具之于我们的祖先一样。
包括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他所说的“新星世”，在这样的时代中，有机体被机械化，机器被生物化，我们自己的创造跃升为超级智能，人类的中心地位因此被削弱。他相信，通过比人类思维更迅捷地处理信息，广义人工智能得以学习和进化，这将把人类物种降级到二等位置。
虽然坚定前行的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对此并未多虑，但这种上帝般的能力深刻地激发了对起源和命运的基本问题的讨论，甚至“复活”了宗教想象。它们也对前行路径和治理方式的选择提出了挑战。
奇点与生态学
其中一条路径是超人类主义奇点，一种包括通过创造非生物智能的方式，寻求将算法秩序扩展到所有领域的超人类世浪潮。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指出，这种新的“数据主义”意识形态将生物有机体简化为可以通过有特定目标的程序算法组织起来的信息。
对于一些人，这重现了巴别塔式的傲慢；对其他人来说，这只能证明普罗米修斯式能力的极限，已经永远地被扔进了古代神话的垃圾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拥抱突变，继续前行。
另外一条路径遵循了生态学的规则，强调人类嵌入在社区和自然以及数据无法捕捉的关系集合之中。这种观点寻求人类潜力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其旨在保护人类的尊严和自主性不受 “美丽新生物群落”的侵害，防止他们对个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编程。该观点认为，爱、创造力和痛苦等人之本质是无法被代码表达的。正如洛夫洛克指出的，即便是同人类无差别的电子智能机器也无法在温度持续超过122华氏度（编者注：相当于50摄氏度）的星球上存活。
生命之气息与不朽的机器
跟据我们的认知，目前还没有什么能阻止人类的死亡，也没有哪个巧妙的算法可以对这种最初赋予生命以形式，然后又让它腐蚀和枯萎的神秘气息进行编程。正是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相爱、渴望，成为人类。
但是现在谁又能说，科学不应在痛苦来临时介入生死呢？为何不通过设计我们想要的基因组合，去干涉存在的彼端、新生命的加速、甚至更早之前的生命过程？为何不借助克隆或半机械人来追求纯洁和完美并达到永生？正如数据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表明的，我们于众神间盗取了火把，那为什么不能盗取生命的密码呢？为何不将我们所知的一切传输给不朽的机器呢，尽管我们希望它们能为我们服务，但不确定最终它们不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无法以令人信服的道德权威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当今时代的最大特点。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科学世界观与消费社会交织的自由民主无法以自己的方式为个人或人类尊严进行辩护。“健康”、“长寿”、“增强体验”或“拯救生命”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这些是大多数人想要的，同时也是科学能够做到的，那有何不妥呢？对一些人而言，人类即将消失，只是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一种怀旧的犹豫。
面对当下的转变之规模和范围，设置道德规范和伦理指南的怯懦努力似乎难担重任。例如，美国科学院认为，只有在没有医学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允许通过基因改造来排除遗传疾病。大多数负责任的科学家接受的规则是，应当禁止通过改变种系来将人工编辑的突变引入进化之中。
科学复活了宗教想象
迄今为止，哲学家和神学家告诉我们的是，科学没有关于存在的知识。它只能说我们是细胞的集合。一束神经，一个免疫系统，微生物世界的一个宿主。“存在”、“人”和“人的尊严”是源于宗教想象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身体是上帝的信任。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人是上帝恩典的映射，是按照上帝之形象塑造的，因此人是不可侵犯的。
在东方，道教、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余韵仍是文化基础，东方的存在是关系性的。它处于一个由自然和与他人的互动所构成的矩阵中，而这种矩阵决定了尊严与自主性。在日本，“人间”一词的意思是“人”，最初指“人与人之间”，源自儒家思想。在道教中，道德秩序指与宇宙保持一致的和谐，宇宙包容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主观客观、文化和自然的区分。伦理不是起源于个人，而是来自人与人，人与自然——或更进一步讲，人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之间。
目前若坚持西方的共鸣，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认为，如果我们不再相信人与神圣之间存在这种联系，那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会跌落谷底，留下虚无主义与技术力量的致命结合体。正如哲学家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文化一旦失去了神圣感，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人文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单薄的信念来决定“何以为人”。反人文主义者已经摒弃了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幻想。然而，大步迈向未来的各国社会可能会更多地从传统宗教中寻求道德和伦理指导，以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组学的新时代竭力获取其突变的意义。
莱昂·卡斯（Leon Kass）曾于2001年至2005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他现在已经把目光转向圣经《创世纪》，试图从中寻找21世纪人类境遇的答案。在他的《智慧之源：读创世纪》一书中，他认为基因工程和克隆梦想是当代巴别塔式的无限傲慢，而根据圣经记载，巴别塔最终被上帝摧毁。
就连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红衣主教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之前，哈贝马斯曾在一次与其谈话中问道，“现代民主政体是否必须从道德——尤其是宗教——中汲取其自身无法产生的东西。”他总结说，自由民主国家必须为宗教表达和宗教生活留出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面对科学前沿问题时。
对哈贝马斯来说，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这些西方文明的基准根植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直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其他选择，”他写到，“我们继续从这个源头汲取营养。其他一切都是后现代的空谈。”哈贝马斯认为，“不受约束的主体性”与“真正的绝对；即……所有生物的身体性都应受到无条件的尊重、其作为‘上帝的形象’的差异性也应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是冲突的。
天主教会不愿将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留给世俗哲学家，于是给其信徒们提供了指引。在1998年出版的《信仰与理性》一书中，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表达了天主教会的关切：
永远不要忘记，对存在的忽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客观真理的脱节，进而导致与人类尊严的根基脱节。这反过来又可能将人类与上帝的相似之处从他们的面孔上抹去，从而逐渐把他们引向破坏性的权利欲或是无望的孤独之中。
目睹了20世纪东欧的创伤，已故教皇恰当地关注了这种对人类尊严根基的侵蚀是如何为专制统治铺平道路的。
美丽新生物群落，由生至死
堕落的牧师、哲学家和自称为现代确信性考古学家的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更进一步将该观点置于21世纪技术飞跃的背景下。他担心“抽象的、世俗的‘生命’概念被神圣化，从而使这种鬼怪似的实体有可能逐渐取代‘人’的概念，而‘人’正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根基。”伊里奇进一步认为，“生命”不再被定义为“上帝亲密性的奇迹分享”，而是由医学管理的“免疫系统”，是“教会历史上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崇拜物”。正如20世纪人类尊严崩塌造成的极权主义一样，伊里奇认为技术秩序的“去人格化”，为一个勇敢的新生物群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所有人从生到死都将沦为医疗—工业联合体管理下的病人，维持着生命但并未真正活着。
确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现代消费社会正屈从于这种盲目的崇拜，花费大量GDP去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医院和诊所已经成为我们新的寺庙和教堂。赫拉利相信，人类会以“健康”为由，自愿将灵魂献给新的数据之神。
这是一股难以停止的巨大力量，因为我们唯一的道德语言是推崇“进步”的。正如当代最富远见的技术专家之一比尔·乔伊(Bill Joy)所警告的那样，只要有需求，由贪婪的风险投资家和消费资本主义的市场机会所构成的“系统”就会只“迎”不“拒”。他也知道，很少有科学家能够抵抗住探索发现的巨大诱惑：事在人为。
然而，无论是宗教观念还是人文观念上的神圣感，对于完全不受其约束的技术的危险性，所有人都同时对此感到不安。于超人类主义者而言，万物皆智慧，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伊里奇引用了T·S·艾略特（T.S. Eliot）的话:“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哪里去了？”像艾略特一样，我们可能也很想知道是否“两千年天宇的轮转/使我们离上帝更远，离尘土更近。”
卡斯和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新力量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自身，这理应促使我们尽快找出一种新的道德语言以应对科学飞跃，只要智慧存在的地方，我们就去寻找，包括所有文明的早期宗教和伦理文本。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正确。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以其对轴心时代的研究而闻名，2000多年前，中国的儒家思想、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荷马的希腊和希伯来的先知，所有伟大的宗教和哲学都在同一时期诞生。雅斯贝斯表示，这些最初的文明是在人类发现火种和最早的发明之后出现的，即他所谓的“第一普罗米修斯时代”。1949年他写到，随着工业化和其他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原子弹的出现，世界正当时正进入“第二普罗米修斯时代”。
那时，雅斯贝斯其实已经在怀疑我们的文明是否能够应对科学进步带来的精神挑战。他也感到，“现代思想的瓦解并不能从其源头提供任何真正的内容来战胜这种瓦解——因为深度的简单性并不存在于任何新的形态中，而且如果没有保留轴心时代觉醒的原始内容的话，它也很难坚持它的新形态”。假如延续了几千年的信仰和道德无法再激起信念或忠诚，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问题
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没错，就是那个基辛格)对人工智能进行的敏锐的假设：“启蒙运动始于由新技术传播的哲学观点。我们的时代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时代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主导技术，而这种技术正寻求能够指导它的哲学。”
包括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内，一些当代哲学家一直在寻找——将存在置于即将到来的时代——一种新的文化操作系统。斯劳特戴克称，在我们这个网络和基因谱图的时代，信息将人类和他们的工具捆绑在一起，将自然转化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这种“后形而上学”的状态不仅消除了主观的个人与“客观的精神”的分离，也化解了文化与自然的隔阂。
以下是他在2014年《新观点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的看法：
对灵魂与事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技术的基本区分无法应对那些本质上就混合了精神与物质“成分”的实体。控制论作为智能机器的理论和实践，现代生物学作为对系统-环境-单位的研究，二者迫使旧的形而上学划分问题被重新提出。
在此，客观精神的概念变成了信息的原则。信息作为第三种价值进入思维和事物之间，思考和物体的两极之间，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同所有文化创造的人工制品一样，智能机器最终也迫使人们承认了“精神”。思考或思想被注入物质之中，并保持在那里，等待被重新发现和进一步培养。因此，机器和技巧是客观化的记忆或思考。
这位德国哲学家表示，“这样一种概念的重建以及‘我’与‘世界’的组合已光彩不再，更不用说个人和社会之间陈旧的对立了。但最重要的是，自然和文化在形而上学上的区分消失了。原因是被区分的双方仅仅是信息及其处理过程的区域状态而已。”
对斯劳特戴克来说，这种信息生态赋予了人类一种与他人、与世界和与工具融合的新身份。人类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身份。他将这种协同智能系统称为“属人的技术”。
神学家和科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看到了精神维度从这种人类和机器之间包含性的联系中浮现出来，并称此为“精神圈”。于他而言，一个连接全人类的全球交流机器之密度和强度将标志着进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将复兴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和被分裂之前的起源统一。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发现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宗教和伦理的想象力就会被越多地激发。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将现代人想象成技术娴熟、灵魂微小的巨人。“在这个身体里，膨胀得不成比例，”他写到，“灵魂仍是它本来的样子，它极其微小，无法充满身体，它过于柔弱，不能引导身体……这个膨胀的身体等待着灵魂的补充，而机械则需要神秘。”
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述了这一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无法摆脱对宗教自我认同的需要” ，1991年他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适合去哪里，我为什么要负责，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将如何面对死亡？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需求不能被理性主义咒语从文化中驱逐出去。”
科学发现揭示得越多，我们就更加意识到它无法回答伟大的存在主义问题。最后，我们不得不同意柯拉科夫斯基的结论:“人类不仅是靠理性活着。”存在不能被简化为数据或微生物构成。
不足为奇的是，当面临自发现火种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变革时，治理面对的最大挑战出现了。找到那个平衡点，最大限度地增强人类潜力，同时尊重自然、维护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体作为人类的尊严和自主性，这是对灵魂守护者的一种召唤，其意义不亚于科学家探寻宇宙的物理起源或人类DNA的微小空隙。
正如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 Wolfgang von Goethe）在他的杰作《浮士德》中所说:“与你对等的是你所能理解的精神，而不是我！”与地灵相比，浮士德认为自己是一个贵族，而这句话由地灵轻蔑地说了出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大自然在蔑视人类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歌德传达了人类发现自身局限性的个人观点。
在赫拉利看来，这种对受限制的人类状况的描述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其虚构性正在褪去。虽然赫拉利承认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历史也曾警告我们超越自然极限会招致灾难，但他也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超越这种人文主义文学和宗教限制的未来。
“这些神话试图让人类相信，永远不会有什么比人类更好。如果你试图创造比自己更好的东西，就会弄巧成拙，以失败告终”，赫拉利说。但科学正在改变这一切，他总结到，“现在人类将要做一件自然选择从未能做到的事情，即创造无机生命——人工智能。如果你从40亿年地球生命的宇宙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是在人类历史短暂的5万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也未曾像现在这样即将突破有机体的领域。”
人类封神或化作尘埃之日便是人类历史终结之时
在回应歌德的警示于当今世界的意义时，赫拉利说:“历史以人类发明神灵为开端，以人类封神为终点。”这个有意说得模棱两可的观点可以被解读为人类物种的墓志铭，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已进化到自身的最高级形式，荣升到与宇宙创造者平起平坐的地位，但不是在天堂，而是在人造云之中。
在此背景下谈论治理是为了提醒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谦逊的智慧来驯服这种将神人视为我们命运主宰的狂傲。如果鲁莽之风盛行，我们最终可能变得非人非神，而是化作艾略特所担忧的尘埃。
新轴心时代将从重新嵌入的超越中浮现
这将我们带回到了新轴心时代的概念。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在凭借模仿的孤立社群和自然中，靠口头叙事神话指引下的部落将“好”简单地定义为生存和繁荣，当人从其中“成功地脱离”时，第一个轴心时代由此产生。随着文字的到来——对首个云技术的存储记忆——象征性能力跨越了本地叙事，通过内在的反思，演变为个人共享的超越当下环境的意义。
这种“超越”反过来孕育了一神论宗教和广泛的伦理体系的可能。抽离式思考的自我梳离这个关键元素进一步演化为——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称为的“理论文化”，进而成为科学发现和现代性启蒙运动。在其自身的辩证转变中，通过有机体与机器、人与自然、客观与主观的融合，它终结了形而上学式的二元划分。
彼得·斯劳特戴克所指的“免疫理性”——物种的生存保护冲动——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脱离自然（气候变化）的后果如今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同样提醒人类，自然包罗万象，如同广阔的微生物海洋，我们仅是其中的小鱼而已。这种新的觉悟暗示我们，如果人类文明要存活下去，就需要将超越重新嵌入自然之中。
但是，理论文化中也存在其他维度，即既揭示了自然的内部运作也超越了智慧和有机生命之间联系的维度。通过合成生物学，我们已经破译了遗传密码，并能阅读和改写它，这将人类的目的性带入进化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进步有望使通过机遇和偶然进行学习的机器自主发展，超越人类对其所做的编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文化时代所带来的超越性和理论文化正在自我隔绝，标志着与第一轴心时代遗产的决定性割裂。
正如斯劳特戴克所阐述的，这种重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将自然、人类和他们的工具整合到一个由信息联结的混合操作系统中。但这种重新嵌入似乎会导致人类再次将其身体性和冷漠沉浸在自轴心时代之前就未曾出现过的关系矩阵中——简而言之，人类中心性作为人类世的消逝，带来了去人格化的生物群落和行星温室中的超智能新星世。
然而，就像现代性中依然有早期模仿文化、原型和崇拜的痕迹一样，现代性的人类自主性要素能否继续存在于新时代呢？正如贝拉在他对轴心时代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在文化的进化中，没有什么会真正消失。
在这个更多新可能的时代，当物质和世俗与具有超越性和学习共享性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时，人可能不会被灭绝，多元性也可能不会消融于单一性。相反，超越性将在特殊性中显现；而反之亦然，这是由于超越性产生于具体环境的偶然性现实中，进而在新的统一中将经验个体化并创造多样性。因此，人类将成为存在的共同创造者，就像钢琴家通过精湛的演奏成为乐谱的共同谱写者一样。
也许我们正在见证泰亚尔·德·夏尔丹的一个设想。久违的起源统一最终会在命运统一中再次相遇。正是在这种新的生存生态中，对平衡——所有生命不仅能够生存而且繁荣发展的进化的动态平衡——的永恒且区别的追求才是神圣的新领域。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6月17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