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格伦尼
Misha Glenny

知名记者, 2019-2020年博古睿学者。

2020-10-29

阅读时长13分钟

#数字治理

NOEMA 首发 译文

伦敦——7月底,鲍里斯·约翰逊匆忙前往苏格兰,庆祝自己担任保守党领袖和首相的第一年。他处于可控的恐慌之中。苏格兰首席部长、分离主义政党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因有力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而备受赞誉。她的民调支持率与苏格兰独立支持率持续上升。

“英国脱欧”一直是支持斯特金的主要动力。在新冠疫情之后,她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她的地位。在疫情爆发初期,斯特金没有采取约翰逊试图遏制病毒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消灭病毒的策略。如今,苏格兰的病毒感染率和因病死亡率比英格兰要低得多。

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记者报道南斯拉夫战争时,如果有人认为英国在30年后也会受到类似离心力的影响,和多数人一样,我会认为这种说法极其荒谬而一笑置之。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1997年,当时广受欢迎的托尼•布莱尔走进唐宁街10号。在前任约翰·梅杰艰辛外交的基础上,他迅速达成了《耶稣受难日协议》[1] 。这项了不起的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长达30年俗称“麻烦”的低烈度内战。

同年,威斯敏斯特通过了建立苏格兰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法案,苏格兰选民立即投票支持强有力的工党政府。彼时苏格兰新政府虽致力于地方自治,但其内核是强烈的联合主义。

“英国脱欧不仅危及来之不易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苏格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脱离英国独立。”

那是“酷不列颠”[2]的时代:伦敦超越了巴黎、柏林和其他所有竞争者,成为最成功、最令人向往的欧洲中心。英国与北美有着密切的安全和文化往来,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键纽带,被大西洋两岸重视。

早在1976年,苏格兰政治学家汤姆•奈恩在以自己名字命名为题的Tom Nairn这本著作中就曾预言过英国解体的可能。谁能料想到才短短25年,这种可能从未如此接近。英国脱欧不仅危及来之不易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苏格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脱离英国独立。这与六年前苏格兰人在独立公投(称为IndyRef1[3])中以55%对45%反对独立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时间并不站在约翰逊一边。最新民调显示,35岁以下的苏格兰人中有三分之二支持独立。

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两年后,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引发了苏格兰分离主义情绪的快速增长,以及北爱尔兰复杂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两个地区的选民坚定地投票支持留在欧盟,但加起来不敌英格兰和威尔士53%的脱欧选民。

这点很关键,因为这揭示了脱欧在本质上是一个英国民族主义产物,而不是英国国家主义的反映。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城市和城镇、乡村地区界限分明。脱欧进程本身就意味着对联合王国赖以存在原则的挑战。

在南斯拉夫危机期间,我注意到,一旦克罗地亚恢复议会作为其主要政治机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开始失去彼此的政治文化联结。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贝尔格莱德的主流报刊《政治报》读起来越来越像外国出版物。塞尔维亚人对萨格勒布的《先驱报》也有同样感受。

今天的《泰晤士报》和《卫报》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与英国政治无关的苏格兰新闻。而《苏格兰人报》或《先驱报》(在格拉斯哥附近印刷),一切都是关于苏格兰、苏格兰议会和斯特金政府的事情。每年,相比伦敦,苏格兰人更关心爱丁堡的政治活动。联合意识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保守党人最近接受《泰晤士报》采访说“除了那是正在丢失联合(王国)的地方,我几乎不记得唐宁街在哪里了。”

威斯敏斯特的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未完全理解地方自治的含义。尽管英国脱欧可能引发分裂,但自去年7月鲍里斯•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以来,保守党政府已朝着更加艰难的脱欧进程迈进。苏格兰声望颇高的保守党领袖露丝·戴维森警告过约翰逊,边境北部情况非常糟糕。他并未重视,最终她辞职了。

起初,约翰逊的计划受挫。不管他怎么尝试,议会中仍有多数人反对脱欧,无法迫使议会通过脱欧决议。这股力量虽然薄弱,但也足以阻止约翰逊将英国从欧洲拉出来的目标。

为解决这个问题,约翰逊在去年12月举行了大选。竞选口号是“让我们完成脱欧”,他赢得了80个席位的压倒性优势。成功主要归功于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议员对工党的不满。这些主要是强烈支持脱欧的工人阶级地区。一般来讲,传统的工党票仓被称之为“红墙”,在去年12月大选中,工党选民被约翰逊推动英国脱欧的承诺说服,大多数都倒向了保守党,这还是自英国实行普选制以来的首次。

由于约翰逊的获胜,很少有人注意到发生在苏格兰同样令人震惊的结果,斯特金所在的苏格兰民族党赢得了48个席位。这标志着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只有两名议员进入国会的政党强势崛起。在最近这次投票中,曾在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工党颜面尽失,现今只保留一个席位。苏格兰民族党差点也将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一扫而空。

“联合意识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兴起源于大英帝国的衰落。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组建联合王国的动机各不相同,各自都遇到了阻力。苏格兰人失去了政治自主权,所有重大决策都移交给了伦敦。作为交换,苏格兰获准零关税进入英格兰巨大的海外市场,并保留了独立的法律和金融体系。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是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启蒙运动[4]的领军人物,这使得爱丁堡从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城变成了欧洲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克莱德河畔的格拉斯哥,因其特有的工程技术优势,位列英国工业革命最成功城市中的其中一座。

苏格兰人开始掌管伦敦。律师、政治家、医生、工程师、公务员(尤其是殖民地公务员)、军官、小说家和记者在伦敦和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都有着惊人的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力。至此,联合主义成为构成苏格兰身份认同的一股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苏格兰人精明地把自己描绘成弱者,被“背信弃义的英国佬”的阴谋永久削弱。结果之一便是苏格兰人参与奴隶贸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直到过去十年,历史学家才开始进行详细研究。爱丁堡的许多宏伟建筑都是奴隶贸易和其他殖民主义行径暴利的产物。

只要威斯敏斯特为苏格兰人提供经济利益,他们就乐于让威斯敏斯特通过苏格兰事务部管理苏格兰,直到1999年[5]。但自上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去工业化和解散工会为核心的政策实施,情势开始改变。尽管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苏格兰的经济却一蹶不振。挪威利用这些自然禀赋建立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大选前,通过减税(尤其是对富人)和公共部门贿赂消耗掉了这笔财富。

“如果同时脱离英国和欧盟,苏格兰将难以生存。”

苏格兰人认为石油收入被窃取是独立运动兴起的重要理由。伦敦不再像联合王国成立前290年那样保证经济利益。交换条件亦不再有效。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结束30年后,现在,斯特金相信她已有明确的授权要求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并很可能在明年5月苏格兰议会选举后便会提出这一要求。约翰逊表示,如果苏格兰人真的选择第二次独立公投,他对是否举行独立公投拥有最终决定权,而且不会批准。但在目前氛围下,这将导致一场重大的宪政危机。

苏格兰目前进退维谷。尽管投票支持留在欧盟,但还是要在1月底和英国其他地区一起离开了欧盟。英国总人口约6700万。苏格兰只有540万。其刑事司法、金融财政和卫生系统虽然独立于英格兰与威尔士,但其经济与英国其他地区深深缠绕在一起。如果同时脱离英国和欧盟,苏格兰将难以生存。

一些独立人士认为,苏格兰一旦独立,重新加入欧盟将会很容易。这是乐观的。法国和德国会帮助苏格兰——他们对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制造混乱怨念颇深。苏格兰对欧洲屡表忠诚也让他们有着深刻的印象。但苏格兰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西班牙。在欧盟扩张问题上,西班牙的立场受其对加泰罗尼亚政策的影响。一旦让苏格兰加入,就将为西班牙的分裂危机开创了先例。

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二元关系——更像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南斯拉夫。可北爱尔兰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因素。如果说苏格兰问题是由其不想脱离欧盟导致,北爱尔兰的问题则聚焦其与欧盟的陆地边界,其领土与爱尔兰共和国相接。

1922年,爱尔兰32个郡中的26个脱离英国,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并最终于1949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不出所料,北爱尔兰占多数的新教徒强烈反对加入这个天主教实体,并在1921年5月以六个郡或阿尔斯特省或北爱尔兰(取决于谁在说话)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从那以后,北爱尔兰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归属问题再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甚至在始于1968年的动乱时期也是如此。诚然,绝大多数天主教徒投票给了以联合为目标的政党,这些政党或和平(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或暴力(新芬党),而且还有许多人明里暗里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斗争。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实力远非能与英国相抗衡,在30年动乱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了全面渗透。

《耶稣受难日协议》内含联合条款。这是第一次通过宪法手段使得爱尔兰统一成为可能。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该协议将爱尔兰主权精确地分配给了都柏林、贝尔法斯特、伦敦,以及布鲁塞尔(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所属的欧盟总部),降低了爱尔兰统一的概率。协议安排非常高明,让各方都感到满意,并促进了南北之间经济一体化。根据协议,可以让你确定自己是英国人或爱尔兰人,亦或者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同时保障你在全岛的工作和旅行权益。

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曾是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军及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对峙最激烈的游击战场。那里到处都是瞭望塔、边防哨所、兵营和电子监视设备。协议签订后,这些东西一夜之间便消失了不少。忽然之间,你不用顾忌身处北方还是南方,幸福地环岛自驾。爱尔兰内部贸易与北部旅游业迅猛发展;申请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或都柏林大学的北方学生急剧增加,而好奇的南方民众则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攻读学位。

“英国保守主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联合充其量已无关紧要,最糟糕的后果是成为英格兰本土政党的负担。”

按照传统,英国本土政党不会在北爱尔兰活动,也不会在该区域设立任何代表处。政治由宗派政党主导。在20世纪80年代,曾主导战后政治的阿尔斯特统一党被伊恩•佩斯利激进的民主统一党取代。后者除了坚定地承诺与威斯敏斯特联盟外,还坚持认为教皇是反基督徒。在天主教一方,动乱使得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派别新芬党增强了对阵温和的天主教社会民主党及工党的实力。

《耶稣受难日协议》的签订并没有改变这一政治结构。正如协议总设计者乔纳森•鲍威尔指出的那样,协议在巧妙地回避公共问题的同时,潜藏着问题。协议给足各方充分的回旋余地,让他们此前的行为不受影响。

每晚8点,跨越和平墙的道路上仍然会出现路障,将信奉新教的东贝尔法斯特与信奉天主教的西贝尔法斯特分开。即使最年轻一代的北爱尔兰男女也能感觉到,当他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另一类忏悔室时那种复杂而又奇特的恐惧与兴奋。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欣然接受了和平,而且这种安排看起来一直很稳固。只要有欧盟成员国身份意味的联合主权支撑即可。

尽管没有大陆政党,托利党的官方名称(保守与统一党)仍然反映了其19世纪的政策构建。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托利党因坚决反对爱尔兰建立地方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通常被简单地称为联合主义者。

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保守党右倾,都存在一个悖论:这些公开宣称支持联合的人却发动了足以粉碎托利党几代人大肆宣扬的核心政治理念“联合坚不可摧”的结构性力量。

约翰逊要实现脱欧,就必须与欧盟就北爱尔兰问题达成协议。欧盟坚持其单一市场机制在脱欧中必须保留。这意味着须在以下两种情况择一:要么北爱尔兰事实上继续留在欧盟,在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的爱尔兰海划定边界;要么北爱尔兰脱离欧盟,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得在“北爱”和“南爱”之间划分“硬边界”。

后者不仅违反了《耶稣受难日协议》的内容与理念,而且还会重新引发内战。约翰逊选择了前者,这意味着对民主统一党与激进联合主义的背叛。

民主统一党非常清楚北爱尔兰逐渐脱离英国的事实。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北爱尔兰以56%对44%的投票率支持留在欧盟。即使在民主统一党的大本营东贝尔法斯特,仍有49%的人投票支持留下。

此外,英国脱欧的民族主义核心加剧了这些紧张局势——在最近一项民调中,只有26%的英格兰受访者表示北爱尔兰应该留在英国(支持与苏格兰联合的人更多)。英国保守主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联合充其量已无关紧要,最糟糕的后果是成为英格兰本土政党的负担。

“在最近一项民调中,只有26%的英格兰受访者表示北爱尔兰应该留在英国。”

北爱尔兰的保皇派(忠诚支持者们)发现自己只是少数派。与此同时,因为这里的工农业基础与爱尔兰和欧盟紧密相关,温和的联合派首次开始把统一看作是最佳出路。

9月初,约翰逊启动另一项政策工具,宣布了一项新立法。如果《内部市场法案》成为法律,就将违反《北爱尔兰议定书》中的一些条款。然而这些条款正是约翰逊去年12月向选民承诺“完成脱欧”而谈判签署的脱欧协议中最微妙的部分。

此举明显违反国际法,并招致包括保守党和工党在内的所有五位在世前首相,以及许多保守党资深人物和后座议员的批评。最重要的是,爱尔兰政府和“北爱”“南爱”政治分析家现在认为,这可能导致《耶稣受难日协议》彻底破裂,严重威胁岛内和平。

明年1月1日,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北爱尔兰将陷入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困境,即其宪法地位变得更加模糊扭曲。

在“南爱”,过去一个世纪里由爱尔兰共和党和统一党两党执政的传统正走向终结。后起之秀是新芬党的南部支部。当新芬党入主都柏林政府时,其在未来几年内必然开始推动全爱尔兰统一公投(《耶稣受难日协议》中提到这是宪法统一的前奏)。

“年轻的自由派怀疑,欧盟成员国身份以及南部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会否让旧联合主义得以存续。”

从理论上讲,少部分新教徒会认为是时候与“南爱”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了。但由于新芬党积极推动统一,其本质上是一个宗派主义的政党,且仍由爱尔兰共和军委员会把持,因此这种推动可能容易导致北部紧张局势加剧。最糟糕的情况是支持统一的人数仅占微弱多数——如52%——这将使得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社会动乱“看起来更加合情合理”。

现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教徒之间的分歧:年轻的自由派怀疑,欧盟成员国身份以及南部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会否让旧联合主义得以存续。他们的先辈认为,地方自治就是“罗马统治”[6]——但早已今非昔比。

同时还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即对统一的怀疑情绪在南部不断滋长。爱尔兰共和国内相对富裕的居民,愉快地享受着欧盟成员国身份带来的好处,但看到北方经济萧条,以及脾气暴躁、蕴含潜在危险少数保皇派的存在,使他们对融合前景畏缩不前。

鲍里斯•约翰逊承诺他要“完成脱欧”,却逐渐意识到这意味着将分裂英国。他可能会满足英国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但也可能会作为英国最灾难的首相之一而被载入史册。

译  |  刘馨蔓



[1] 译者注:偶称斯托蒙特协议,于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由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被视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主要里程碑。

[2] 译者注:上世纪90年代,媒体用来描述英国文化发达状态时的用语。这一用语出现在90年代中期,在90年代末期时曾风靡一时。词源则来自于英国爱国歌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

[3] 译者注:《牛津词典》2014年政治类年度热词,意即“关于一个国家独立问题的公民投票”,2014年9月18号在苏格兰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公投中选民们回答一个是或否的问题:“苏格兰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Indyref是事件本身的缩写形式。

[4] 译者注:一般是指从1740年至1800年期间在苏格兰所发生的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分享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与理性主义。

[5] 译者注:1999年苏格兰议会设立后,其大部分工作被转移到新成立的苏格兰行政院,而少部分被保留的职权则交由苏格兰办公室负责。

[6] 译者注:“罗马统治”是爱尔兰联合主义者使用的用来描述他们信念的术语,即随着地方自治法案的通过,罗马天主教会获得凌驾于他们在爱尔兰利益之上的政治权力。此口号由激进的国会议员和贵格会教徒约翰·布莱特在19世纪末的第一次地方自治危机中首创,直到20世纪初仍在使用。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9月17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