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和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最近与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坐在一起，讨论了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消除不平等的新机遇。

Noema：近年来，你们（瑞·达利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美国不平等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的讨论，也写了不少文章和书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暴露了这种社会撕裂。在这场有史以来服务业的首次衰退中，很多一线人员——从商店店员，到护理人员，再到救护车司机——收入最低，他们往往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规模注入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拯救一些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可能会为不太富裕的人增加资产提供契机，从而有效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在我们恢复繁荣时，提供救助成本的纳税人也能分享好处，那么财富将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这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或者国家捐赠基金来实现。该基金将所有接受纾困金的公司汇集起来，给与纳税人股份，定期向所有公民分配红利。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概念不同，我们称之为“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在财富被创造之后，不应该仅依靠重新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而应该在我们所提的“预分配”中预先分享财富。

在这条路径上，有很多模型可以指导我们。阿拉斯加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社会财富基金，从该州的石油租赁收入中向公民支付红利。挪威也有一个类似的基金，同样来自石油收入，用于支付一般养老金系统。澳大利亚有有一种养老金基金，本质上是一个由雇员出资的主权财富基金。雇主和国家为其普遍养老金计划缴款。该基金的财富现在达到近两万亿美元，比澳大利亚的GDP还高。新加坡也有类似的计划，称为“中央公积金”，公民可以从中提取现金，用于医疗和住房需求。这个基金从全球投资中获利甚丰，甚至能够为一些政府服务提供资金，并帮助保持低税率。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公平和创新的经济复苏方法有可能会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如果疫情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担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所有人也都必须有权利共享经济复苏红利。

达利欧：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非常及时。在美国，不平等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危机。当然，你必须要超越这个概念，在政治和结构层面上将其具体化。在政治层面上，问题将是由谁来支持这一概念，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结构层面上，需要切实架构捐赠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方式，才可以减少不平等。

我确实认为，澳大利亚的基金是一个重要模型，可以用来研究如何构建你所说的全民基本资本。我们很有必要听听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看法，他在该系统建立之初，帮助设计了这一系统。

因此，这一切都必须加以充实。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想法，它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允许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它将为如今这个正在被不平等撕裂的体系带来更多的认同。

如果疫情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担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所有人也都必须有权利共享经济复苏红利。——Noema

斯蒂格利茨：现在正是提出这种想法的好时机。政府正在向横跨多个商业领域的许多公司提供大量的援助，为其提供流动性。作为纳税人，我们承担着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企业不还钱，我们就会蒙受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公司再次盈利时，我们都必须从潜在的上升趋势中受益。一项主权财富基金为所有公民以信托形式持有这些股票，最终将拥有经济的重要部分。

我还想指出，我们经济中表现出色的部分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这些技术进步的主要支柱是公众出资的基础性研究。遗憾的是，尽管公众一直在提供这种关键的智力基础设施，却只获得了很少的回报。

以此类推，既然我们作为纳税人要为这一切买单，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获得部分资本收益来分享一些上行潜力。

同样的情况也应该适用于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它们一直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将如此。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财富从地下开采出来时，公众却没能从这种国家遗产中分一杯羹。我们应该像挪威那样，将相应数额的收入投入主权财富基金，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得红利。

所以，我认为，这种将全民基本资本进行预先分配的想法，在未来绝对至关重要。这将减轻税收和再分配的负担，同时增加人们的资产。正如瑞（瑞·达利欧）所说，这会让更多的人投资于这个制度，因为人们会觉得他们在这个制度中拥有所有权。这反过来将创造更大的稳定性。

如果企业不还钱，我们就会蒙受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公司再次盈利时，我们都必须从潜在的上升趋势中受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几年前在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保障改革时遇到的。当时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仅限于持有美国国债？为什么社会保障基金不能通过持有一揽子公司的股权，掌握一部分的美国经济呢？

令我吃惊的是，这一想法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可行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依旧遭到了抵制。长期股权的平均回报率与短期国债的低平均回报率之间的差距非常大。通过购买股票来弥补这一差额，将使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非常坚实的财务基础上，从而减轻人们对其可行性的担忧。

但这里存在很多阻力。反对者的一个担忧是，如果政府拥有国家的大部分，它将行使这些所有权并享有更多的控制权，而这将改变市场经济的属性。

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样获得的所有权股份的数量仍然远远低于可以控股的权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民主国家，不论是否拥有股权，其政府都必须就采取的干预措施做出承诺。

这种将全民基本资本进行预先分配的想法，在未来绝对至关重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达利欧：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关你的最后一点，我认为，随着政府采取大规模的纾困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及美联储承诺购买证券，我们已经大大超越了正常的界限。当美联储被要求购买从高等级证券到垃圾债券的所有这一切时，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了。而在此之前，社会保障只能投资于美国国债。

斯蒂格利茨：我同意。

达利欧：但你说的很有道理。毕竟，垃圾债券和股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现实中，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别。但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股权必然包含控制权。但我不会让这种担忧阻碍你所谓的预分配的想法。让反对方来论证吧。让我们朝该目标努力，看看会出现什么争论。但在政治层面，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时不我待，在我们展开讨论的此时此刻，新的制度正在形成。

Noema：正如我们在澳大利亚基金中所观察到的，复利具有令人敬畏的力量，可以将财富迅速累积为数万亿的价值。

达利欧：在这方面，我个人的预期是，我们不能通过股票的历史回报来预测其未来走向。这首先是因为，长时间的利率水平，使得股票相对于现金或债券而言，盈利能力更高。但是最近，我们降低了利率和公司税收，提供了相对于股票的其他好处，这样净利率就扩大了。

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果展望未来，你能从哪里获得超额回报？它几乎都被稀释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通货再膨胀。

当然，你仍然会获得更好的股本回报，所以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仍会有复利的成分。

所以，这又回到了乔的观点。政府实施干预，通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创造的整体环境至关重要。你可能会想，自己希望政府在这类事情上成为决策者吗？事实是，如果它已经是公司债务的决策者了，那么它本质上也是公司股票的核心决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重申：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

在美国，不平等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危机。在结构层面上，需要切实架构捐赠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方式，才可以减少不平等。——瑞·达利欧

斯蒂格利茨：在美联储开始购买垃圾债券，并以计划的方式分配资金时，瑞的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正在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决定哪些公司能够生存，而哪些公司不能生存。因此，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府成为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家。我对此感到些许不安。有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干预是一个分水岭。

Noema：预分配的概念不仅仅和经济学有关，也和心理学有关。正如瑞所说，它让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和主人。如果你是未来的主人，国家生产力的主人，你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不只是体制中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达利欧：确实如此。但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以民众的名义设立捐赠基金，那么人们有时就会想获得控制权。这也是李光耀在新加坡设置主权财富基金时，对很多事情保密，不让所有国民知道的原因之一。如果大家不懂得升值的力量，他们就会说：“嘿！我们有这么多钱，不如分了吧。”主权财富基金能否成功支撑民众的资产，将取决于是否有人能代表全体公民，对主权基金进行审慎的管理。

斯蒂格利茨：人们想要得到那笔钱并花掉它，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挪威，人们普遍支持将主权基金视为一项捐赠基金，何时可以动用该捐赠基金，并保存它所积累的价值，是受到保障的。但即使在那里，有时也会有政党试图涉足其中。所以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深入思考制度保障。我对新加坡缺乏透明度的机制感到不安。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完善制度，使盗取主权财富基金非常困难。

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次，我和一个印第安民族一起工作。和其他大多数部落一样，自从白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钱就被骗光了。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有一个法律上的巧合，使他们得以起诉美国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以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一些资金。他们在诉讼中取得了成功，为一个相对较小的部落获得了一大笔钱。

他们请我帮忙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捐赠基金。结果是，他们决定拿出至少一半的钱，作为现金分发。因此，这印证了我以上的观点，即我们确实必须非常努力地确保我们正在考虑的这种主权财富基金，是被当作一种捐赠基金的。在何时可以变现这一方面要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我还要指出另一个肯定会出现的问题。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担任英国首相时，试图说服人们，如果他们拥有所有权，而不是仅仅寻求从国家获得再分配的收入，他们会过得更好。尽管给予他们的所有权非常小，但这却被当作给予富人优惠待遇的理由，比如降低资本利得税。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权的收益都流向了最富有的1%人口中的前十分之一人群。但如果人们觉得自己在经济中也拥有股份，就可能受到误导，以为降低最富有人群的资本利得税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觉得作为所有者，自己也会从中受益。这在任何政治经济中都是一个标准的把戏，结果人们得到的只是递减税措施和支出政策。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分享财富所有权来改变不平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达利欧：通过这次讨论，我觉得我们了解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且应该在关键时刻努力向前推进，以实现这一重要的想法。这是一件说不清是该算“左派”还是“右派”的事，也说不清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理念。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你很难轻易给它贴上标签，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一个方面。

斯蒂格利茨：我同意。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想法，可以通过分享财富所有权来改变不平等，改变过去那种财富所有权只在最富有的人群中分享的状况。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6月9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