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状况

如果哲学因技术行星化（technological planetarization）或者是由更晚近的行星计算化（planetary computerization）所驱动的历史转向（正如许多充满热情的作者在我们的时代所宣称的那样）而终结（正如海德格尔在他的时代所宣称的那样），那么，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去反思它的本质和它的未来，或者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是“另一个开端”（anderer Anfang） ^C。在海德格尔所寻找的另一个开端中，人的“此在”获得了与“存在”的新关系，以及与技术的自由关系。海德格尔通过回到希腊来重新定位思想，乍一看，这似乎是“后退的”：这一步后退是否足以面对他自己所描述的行星状况？恐怕未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行星化意味着意义建构在行星范围内的缺乏（Besinnungslosigkeit），这并不仅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美国和日本。^C 这种缺乏意义建构的情况，在今天更加明显。即使欧洲的哲学完全自我改造，颠覆性的技术将继续在全球快速发展。任何想要回到存在（Being）的提议，如果不是荒谬的话，可能会显得很尴尬。^C 这并不是因为欧洲来得太晚了，而是因为它太早到了，已经无法再控制由它所开始的行星处境。这种情况，让人想起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的另一含义 ：“世界文明的开端建立在西欧思想之上。”^C

意义建构（Besinnung）不能通过否定行星化而恢复。相反，思考必须克服这种情况。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我们可以把这种已经开始形成但尚未定型的思维称为“行星思维”（planetary thinking）。为了阐述行星思维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与技术行星化的关系，必须进一步了解行星化（planetarization）的本质。

“‘行星化’可能是当今哲思最重要的状态。这种反思并非来自对现代技术的妖魔化或对技术统治的庆祝，而是一种从根本上开放技术可能性的愿望……”

行星化首先是物质和能量的全面动员。它为地上和地下所有形式的能量（石油、水力、电力、精神、性等）创造了不同的通道。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互换，或者近似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减法全球化”（globalization-minus），但是后者不是开放，而是不同视角的关闭。^C 全球化是在边界模糊的“幌子”下出现的，它向其他国家开放，促进资本和物质的流动。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考虑。对市场的征服伴随着对土地的征服而来 ：历史表明，贸易和殖民一直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当陆地、海洋和空气被占用并被边界所限定时—这表明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后殖民现实—殖民能够继续采取的唯一形式就是对市场的征服。现代外交不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入侵，而是通过“软实力”或“文化”来推动这一过程。

征服市场意味着更快速、更顺利地流通物质产品和资本，这必然会造成贸易逆差和顺差。冷战后，全球化大大加速了这样的流通。对此，今天的文明已经无法承受了。为了适应人口和消费的增长，需要增加多少土地、海洋和人类？在地球的另一端，亚马孙雨林的森林砍伐在这 40 年间增长了 16%，在博尔索纳罗（Bolsonaro）治下，现在的速度已经达到每秒三个足球场的大小。有多少物种因此永久地消失了？全球化意味着资源的枯竭，因为人类物种的增加达到最大的加速（acceleration）。为了维持这种地缘政治秩序，一些利益相关者继续否认生态危机正在发生。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行星化”可能是当今哲思最重要的状态。这种反思并非来自对现代技术的妖魔化或对技术统治的庆祝，而是一种从根本上开放技术可能性的愿望，而这种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受到科幻小说的支配。

误认的辩证法

迅速的技术加速使全面流通成为可能 ；它还要求人类和非人类适应不断强化的技术进化。人的血肉之躯被用来弥补算法的缺陷，外卖行业及其在线平台为此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这些人机一体的“游牧骑士”由人类软件下达的订单驱使。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种由饥饿和欲望支配的心理地理（psychogeography）所驱动的。为了避免数据的惩罚，这些“游牧骑士”冒着发生交通事故的致命风险。当自行车受损时，快递员所承受的痛苦比他的有机身体受伤时还大。痛苦来自无法满足订单交付的效率配额。马克思对工厂所做的一切描述，不仅仍发生在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也普遍存在于其他所有产业。换句话说，所有领域的工人都会自动地受到数据的监控和惩罚。基于普遍可计算性，这种做法承诺在所有层面上，从对象到生物，从个人到国家，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它也展示了海德格尔所称的 Gestell（集置），或 enframing ：根据现代技术的本质，每一个存在都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储备或可计算的资源。

“集置”表现为动力政治（kinetic politics），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将其描述为现代性的关键特征。斯劳特戴克将这种动力学与“全面动员”联系在一起，这是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用来描述战时动力学（wartime kinetics）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术语。^C 全面流通表现为物质、信息和金融产品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和“可得性”（accessibility）。在食品配送的例子中，全面流通表面上允许最“正宗”的食物出现在一个人的厨房餐桌上，并承诺它热腾腾且原汁原味。商品的全面流通包括人类劳动的循环及其孪生现象，即对“自然”（nature）的否定。这种全面动员也建立了一种全球认识论和美学，由加速的必要性所驱动。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球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未竟的形而上学课题。这个课题通过现代技术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平滑过渡到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世界。相反，这种形而上学的力量仍然牢牢控制着人类的命运。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力量将走向何方？或者，它想要去哪里？

我曾在其他地方讨论，被誉为单边殖民进程的全球化，现在正面临着主奴（lord-bondsman）辩证关系。^C 过度依赖某个国家作为工厂和市场，最终会导致主奴关系的颠覆。“奴隶”获得承认的欲望（Begierde）（在这里它是民族主义的），通过劳动和技术实现，推翻了主奴关系。而“主人”，从这个矛盾的时刻醒来，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边界并且减少它的依赖性，这样，奴隶就不能再威胁它，而将再次成为它的附属物。这一时刻，很容易被解读为全球化的终结 ：西方必须通过局部化和孤立对其支配地位的各种威胁，重新定位自己，并重新组织战略。全球化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不是因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强大（它悄然消失了），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所暴露的缺陷多于它所承诺的好处。这个矛盾和对抗的时刻还没有得到解决，换言之，尚未在黑格尔意义上得到更好地调和。表示“和解”的德语词，Versöhnung，黑格尔用这个词充分表达了这个过程 ：等式的一部分必须承认另一部分是父，同时承认自己是子（Sohn）。

“全球思维（global thinking）是建立在全球与局部二分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它往往会产生两个怪物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普遍化了它的认识论和伦理学 ；后者夸大了外部威胁和传统价值观。”

无论谁在剧中扮演子的角色，动力政治的本质可能不会改变。只要前一种全球化形式继续存在，奴隶国家就会诉诸全球化，指责主人国家反对全球化的行为。当（先前的）主人国家切断与奴隶国家的联系时，其本身也会遭受损失 ：他们失去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享受的利益。一种不愉快的意识出现了，但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从远处观察这种辩证关系，但仍然要质疑它的本质和未来。我们没有理由责怪黑格尔—相反，应该继续钦佩他将理性推向绝对的方法—但必须分析他的追随者所犯的错误。首先，世界精神的辩证运动只是历史的重构。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时才展开翅膀，总是太晚了。而当它被投射到未来时，这种辩证运动很容易成为 Schwärmerei（过度的感情或热情）的牺牲品，就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与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的遭遇一样。其次，主奴的辩证运动并没有改变权力的本性，只是改变了权力的形态（否则，继承了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就不会被废除）。正如在经典的黑格尔 - 马克思辩证法中，我们看到无产阶级的胜利并不超越它自身对权力的支配。这种辩证法以战胜主人为前提，却没有意识到同样的力量会在一个新的怪物身上转世。战胜“主人”的愿望只能导致市场的“胜利”，因为主人国家会被指责为反市场和反全球化。这种权力的转移只是一个开放市场的承诺，导致更密集的行星化（planetarization）和无产阶级化（proletarization）。我们面临的僵局，要求对概念和实践进行根本的改造。

多样化的必要性

全球化思维—既是僵局的开始，也是僵局的结束—不是一种行星思维。全球思维（global thinking）是建立在全球与局部二分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它往往会产生两个怪物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普遍化了它的认识论和伦理学 ；后者夸大了外部威胁和传统价值观。新冠肺炎大流行，加速了近期地缘政治的变化。在宣布全球化的结束时，除了认为它标志着一个大灾难时代的开始之外，这一流行病并没有让人类看到真正的远景。相反，在精英阶层中引起共鸣的所有拯救“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呼吁，都不过是为一种倒退的政治而斗争。

行星思维首先是对多样性（diversity）的要求。多样性的概念，即全球化的外观（façade），是建立在技术 - 科学与文化分离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被简化为“技术无涉”（technology-free）的所谓仪式、社会关系、习俗、烹饪和其他形式的符号交换。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于技术与自然分离的现代假设，在这里，技术只能被理解为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现代技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外部环境或非人工实体的集合（assemblage of non-man-made entities）。我们立即进入了自然辩证法，通过这种辩证法，自然必须“像凤凰一样吞噬自己，才能从这种外部性中重生为精神”。^C 这是一种与现代科学和技术完全兼容的逻辑本质。全球化所承诺的多样性，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中找到的多样性，远远不是真正的多样性，因为它是基于这种自然和技术脱节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通过对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Amerindian perspectivism）的研究，提出了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对的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德·卡斯特罗认为，前者肯定了自然界的多样性，而后者则建立在同质性的现代概念之上。如果不重新讨论自然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就会被困在一个由正反馈循环维持的系统中，就像酗酒者一旦再次品尝酒精，就无法停止饮酒。

我们现代人都是酗酒者。加速被认为是一种出路，这可能是真的，通过一种悲剧主义者的姿态，拥抱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arri）曾经用来指责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论调 ：“或许资本流动的脱域化程度还不够……人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C 行星思维不仅仅加速，而是多样化。它被行星化唤醒，同时召唤所有的努力去超越它并改变它。构成我们称之为“行星思维”的多样性的三个概念，是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y）和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

“行星思维的重点不是保护多样性，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外部破坏，而是创造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本地性（locality）问题。它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定义，由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特定关系维系。这些关系通过技术发明，以仪式、习俗与工具来记录和调解，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现代化及其生产主义形而上学（productionist metaphysics）虽然承认这些差异，但视之为偶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前现代或非西方的非现代就比西方现代好，而是说人们不应该过快地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价值。人类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因此采取反人类的姿态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正如许多学者所言，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更新在今天更加紧迫和关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等“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人类学家，以及以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为代表的“多元物种”（multispecies）学派，滑稽地形成了以文化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偏好”为划分的两大阵营。

大约一百年前，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了心智圈（noosphere）的概念。简而言之，这个想法就是，自人类化（hominization）开始以来，全球的技术包膜（technological envelopment）将汇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超级大脑”（super brain）。^C 在这里，这种技术进化意味着西方化。按照德日进的说法，东方是“反时间和反进化的”，而西方的方式是“一种融合的方式，包括爱、进步、合成（synthesis），把时间当作真实，把进化当作真实，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C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德日进的心智圈是一种“基督创生论”（christogenesis），一种爱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一系列特定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普遍化。“超级大脑”或“所有大脑中的大脑”是神的国度在地球上实现的见证，也是进化和进步的西方思想的胜利。这里心智圈的顶点当然不是一种多样化，而是一种被误认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或“太一”（the One）的会聚（convergence）。心智圈必须是碎片化的、多样化的，这种碎片化或多样化只有在我们进一步把思维多样性和技术多样性的思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通过技术多样化的发展，我们可以重新配置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

“行星思维不是禅宗的开悟或基督教的启示，而是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一种灾难状态。”

生物多样性和心智多样性，都受到技术多样性的制约。如果没有技术多样性，我们在处理非人类机构和世界本身时就只有同质方式—就好像同质就是普遍的标准。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中立和普遍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重复 20 世纪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关于亚洲国家在 19 世纪天真地引进西方技术的说法。即，他声称东方人在 16 世纪拒绝欧洲人，因为后者想出口宗教和技术，而在 19 世纪，当欧洲人只出口技术，远东国家以为技术是一个中立的力量，可以依靠自己的思想（中体西用、和魂洋才、东道西器）来掌握。^C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引用汤因比的同一段话描述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如何导致海上“此在”的霸权（the domination of maritime Dasein）：“东方必须允许自己被我们开发。”^C

“新的外交必须到来 ：一种建立在技术多样化基础上的认识论外交。”

认识论外交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Nomos of the Earth）以对科技史的反思开始，也以对科技史的反思结束 ；经过几个世纪的陆海力量的竞争，在 20 世纪我们看到了空军的崛起，范围从战斗机到远程导弹。21 世纪的权力不在于议会，而在于基础设施。一些目光敏锐的作家注意到，2003 年和2013 年发行的欧洲纸币上不再有政治或历史人物的画像，而是基础设施的图样。在从企业到军多样化是基于对本地性的认识—不仅是为了保留其传统（尽管它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为了服务于本地性而创新。我们作为陆地生物，早已经登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们被行星化弄得晕头转向。就像从月球上看地球一样，我们不再注意我们脚下的土地。^C 自哥白尼以来，无穷无尽的空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这种空洞所固有的不安全感和虚无主义倾向被笛卡儿的主体性所反驳，这种主体将所有的怀疑和恐惧都交还给了人类自己。今天，笛卡儿式的冥想被人类世的庆祝所取代，人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从中心滚动到X”之后回归了。^C 今天事防御和国家行政的所有方面，技术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战场。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 ；除了其经济、操作和政治目的之外，它还嵌入了可能不立即可见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的复杂集合。这就是为什么多样性的概念，这个行星思维的核心，还没有被考虑。欲进一步描绘行星思维可能是什么样子，这是在这里无法完全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它不是什么开始。这样，就可以给行星思维一个轮廓。

行星思维的重点不是保护多样性，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外部破坏，而是创造多样性。这种空间的无限，意味着资源开发的无限可能。人类已经开始逃离地球，奔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暗物质。多样化是行星思维到来的必要条件，而这反过来要求返回地球。

“构成我们称之为‘行星思维’的多样性的三个概念，是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y）和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

行星思维不是民族主义思维。相反，它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及其外交概念已经设定的界限。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存在，其最终意义是什么？这仅仅是一个专有名称的存在和振兴吗？自民族国家成为地缘政治的基本单位以来，这就是 20 世纪外交表达自身的方式。外交一直以强烈的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所有这些都导致否认生态危机和大流行病在全球蔓延。因此，自相矛盾的是，对当前危机的突然肯定可能也是出于外交需要。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这被视为抵御外部威胁的唯一手段。新的外交必须到来 ：一种建立在技术多样化基础上的认识论外交。这种新外交更有可能是由知识生产者和知识分子发起的，而不是外交官，后者正日益成为社交媒体的消费者和受害者。

行星思维不是禅宗的开悟或基督教的启示，而是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一种灾难状态。施米特认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能力传给了人类，人类也把它传给了机器。^C 我们必须根据技术的历史和未来去思考地球上新的法（nomos）—而施米特从未充分阐述过的正是这种技术的未来。如何开发新的设计实践和知识体系（从农业到工业生产）仍有待讨论，这些实践和知识体系不为工业服务，但相当有能力改变工业。这同样促使我们质疑大学及其知识生产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它们不该只是颠覆和加速技术发展的人才工厂。这种知识与实践的重组，是 21 世纪大学反思的主要挑战。

生物多样性、心智多样性和技术多样性不是独立的领域，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 现代人以一种技术无意识（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ness）征服了陆地、海洋和空气。他们很少质疑自己发明和使用的工具，直到第一篇正式出自黑格尔主义者的技术哲学的论文。技术哲学，由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和卡尔·马克思等正式创立，已经开始在学院哲学领域形成气候。但这种“技术意识”（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是否足以将我们带向现代性之后的另一个方向？^C 或者它只是使西方现代性变得更加核心，就像在发展中国家技术仍只是被定义为主要生产力那样？行星化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太可能被它的不可逆转的苦难唤醒，因为这些总是可以被归入人类重申悲剧英雄角色的徒劳欲望之下。相反，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来适应后形而上学世界中的新生命形式。这仍然是行星思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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