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从未听说过穿山甲这种动物。也许你认为它们对你或你的生活而言并不重要。对你对于人类的定义或是政治而言，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新构型的出现

据我们所知，这个故事始于东南亚某地，菊头蝠将其体内特有的一种冠状病毒传给了穿山甲。

穿山甲已经成为世界上遭贩卖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鳞甲被用来制作中药，许多人认为它们的肉是一道美味佳肴。有时，它们也会出现在贩卖野味的市场中。在那里，你还能买到果子狸、蛇、水獭、狼和乌龟等。

冠状病毒在从蝙蝠转移到穿山甲和其他宿主身上时会进化和重组。宿主有时会生病，有时则不会。对于病毒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不断改变形态是病毒的一种策略，可以增加其适应宿主细胞表面受体，从而侵入宿主细胞、进行复制的机会。

在某个时刻，人类感染了这种新病毒，可能是因为有人吃了蝙蝠或穿山甲，可能是因为接触了蝙蝠粪便，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传播事件。此后，病毒继续改变自己的形态。

菊头蝠、穿山甲、人类：这条传播链是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些动物在生物学上都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它们的细胞存在足够的相似度，病毒才能成功复制。这叫做共祖的细胞连续体。

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在发病前在人体内存活了多久。我们只知道，2019年12月初，出现了一系列肺炎病例。

接下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不过，这并不是卡尔·马克思所指的人类创造历史的例证。相反，这段历史是由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呈指数级增长的构型所造成的，这一构型的界限不断模糊，从而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个由蝙蝠、洞穴、病毒、穿山甲、雨林、人类、贩运路线、市场、飞机、口罩、民族国家、呼吸机、边境等组成的无限放射的网络。

COVID-19给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的明确区分造成了困扰。它对现代政治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提出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把现代政治观本身视为一种构型。

“病毒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其实不过是多物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多物种生态系统而已——众多池塘中的一个池塘。”

现代政治观

现代政治观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乍看之下似乎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事件：17世纪初，人们形成了对自然的新理解。纵观古代和中世纪，人类认为自己能够在上帝赐予的自然宇宙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这个自然宇宙中，万物都有其明确的位置与作用。人类也是如此：他们是其他自然事物中的一个自然事物，是生物巨链众多条目中的一个条目。

然而，1600年前后，事情开始有所改变。人类开始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他们日益将自然视作“外面的世界”，一个他们曾经属于但却已经逃离的起源地。自然界现在成了动植物的领地，成了非人类的领地。更重要的是，自然界成了一个要由新生的实验科学，而非形而上学的沉思来研究的经验领域。

政治领域是人类与自然界区别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千百年来，作者们一直把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是政治动物的描述视作对于政治的决定性定论。亚里士多德政治观的背景是他对人类本质的理解。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问道，人的功能（ergon）是什么？我们所知的每一种动物都具备一种功能——最高贵的动物，即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动物，不可能没有功能。他的回答是，自然界赋予了人类理性（logos）。因此，人类的功能是思考，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思考参与组织宇宙的神圣思想。

那政治呢？亚里士多德试图在《政治学》中确定什么样的共生形式是人类实现宇宙赋予他们的功能所必需的。他最终得到的理想形式是“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é）：所有人类群体都应由一个小团体（koinonia）来管理，该团体的成员足够富有，不必为生活必需品操心，因此他们可以抛开任何战略上的私利，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思考——思考组织自然宇宙的神圣思想（称之为理论理性），思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组织雅典同胞的生活（称之为实践或技术理性）。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一种道德实践。

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古罗马的新贵骑士和中世纪的学者都认为政治是少数人的道德实践，这些人拥有足够的特权，能够以上帝赐予的自然宇宙法则来建立和监督一个社区。

然而，17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政治观——以及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典型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首次出版的《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截然相反的观点，即政治状态与自然状态是相互排斥的。

想一想这种逆转。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动物中的动物。他们是特殊的——理性——动物，但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并未将其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而是仅仅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因为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并不会通过认识理性（logos）而服从理性，它们只服从感性（pathos）。

霍布斯呢？霍布斯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霍布斯则认为，人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的原因。

霍布斯有句名言，在自然状态下，“人对着人，就成了狼。”意思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动物中的动物。他们与缺乏理性的动物一样，依靠野性、直接的激情或需求生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蛮力夺走别人的一切，这就使得生活陷入了“战争”状态——因而也是“恐惧、贫穷、邋遢、孤独、野蛮、无知、残酷”的状态。

在人类如何摆脱动物状态这个问题上，霍布斯给出的建议是思考。实践理性可以驯服激情，从而“解放”人类，使其认识到政治或“人工”状态相对于自然状态的优势。如果说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那么政治生活则提供了“和平、安全、财富、体面、社会、优雅、科学和仁爱。”

为什么是人共状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用了两个拉丁语单词societas和civitas来表示政治共同体，他用的是这两个单词在古罗马时期的含义，即法律集团。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大多是富有的地主）组成的，他们放弃了自然自由，而选择了彼此之间经过认真协商的权利和义务。对霍布斯来说，社会是人工的，因为它是一种发明。动物无法协商它们的共生形式。但是拥有理性的人类可以。

退一步说，我们可以从霍布斯的著作中看到，一种对政治做出界定的构型出现了。这种构型始终存在，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

一方面，人类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能够创造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人工）技术或发明，因此这些技术或发明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非人类的自然界没有技术或技巧，没有理性，依靠（生理）需求和不加遏制的激情来组织。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不再是人类，而是过着动物的生活。

现代政治观中隐含着人类事物、自然事物和技术（或人工）事物之间的明显区别。这被称作现代性的本体论。

对霍布斯来说，自然界已不再是一个由神圣理性组织起来的宇宙：它已经成为“外面的”动物状态，一个非人类的领域，一种没有任何理性的状态。

“源自COVID-19的自然观使得历史哲学变得不堪一击——历史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事件，在与自然严格分离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社会

尽管霍布斯的政治观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它还是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改变。第一次是在18世纪中叶，历史哲学出现的时候。在霍布斯看来，自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不是一种历史关系。在默认情况下，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安排摆脱这种状态。如果这种安排崩溃，他们又会重回自然状态。

随着关于人类整体的线性普世史观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认为，在某一时刻，所有人类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有些人成功摆脱了这种自然状态。他们开始有了自知之明，学会运用理性，制造工具，不断拉大自己与动物之间的距离（尽管他们曾经也是动物中的一员）。历史哲学的出现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人们认为有些人类“仍然”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被称作殖民主义的剧本。这些人被称为“未开化的人”、“原始人”、“野蛮人”、“前现代人”、“土著人”。

第二次重大突变发生在50年后的18世纪之交。对霍布斯来说，社会仍然是古罗马意义上的societas；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契约安排。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社会一词开始获得新的含义。革命者提出，构成国家的社会不应由可以与国王协商法律协议的富有地主组成。相反，它应该由人民组成。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出现，社会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指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Volk）。

当前，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都建立在民族社会观是政治的基本单位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此外，这种社会观中还隐含着霍布斯最初的建议，即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是相互排斥的。

参与政治意味着实践理性的天赋，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通过发明自然界不存在的生活方式，将人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因为动物是可以简化为其直接生理需求的兽类：技巧就是自由。时至今日，“社会”科学家依然反对以自然的方式来研究人类。他们认为这是把人类简化为动物，从而否定自由的可能性的不合理做法。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过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细菌革命的背景下——细菌的发现，以及所谓的病原菌学说的出现——民族国家经常被想象成有机体，而国家则被想象成医生，他们必须清除身体政治中的寄生虫和病原体。这是一种将生物学概念转移到政治观中的奇怪且最为失败的尝试。20世纪30年代，将免疫系统表述为一个自我/非自我识别系统的做法有助于将政治表述为一种免疫反应。构成和维持一个民族的决定性行为是不断将非自我从自我中分离出去，其中，非自我是仍然贴近自然界的病原体或外来者，因而更像动物而不是人类。

接下来谈一谈COVID-19。

“没有任何人离得开生活在人体内和人体上的细菌、真菌和病毒。”

大型“无差别”事件

COVID-19——这种由病毒引发的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呈指数级增长的构型——对现代政治形式有何影响？

我逐渐意识到，COVID-19是一个大型“无差别”事件。我的意思是，COVID-19一步步消除了最早出现在现代早期，此后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这种无差别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下面列出三个。

第一个层面也许最明显，它来自于病毒的人畜共患特性。蝙蝠、穿山甲、人类：对冠状病毒来说，人类没有什么不同于动物的特别之处。相反，对冠状病毒而言——任何其他人畜共患病毒均是如此——我们人类是动物中的动物。我们只是另一种多细胞有机体，另一个适合繁殖的栖息地。

已经有机会让我们了解我们具有动物性这一事实。过去几年间，我们人类感染了来自鸟类（禽流感）、蝙蝠（SARS）、猪（猪流感）、骆驼（MERS）和黑猩猩（HIV）的病毒。我们也感染过鸟和猪的混合病毒。每次人畜共患病发生时，人类动物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无差别现象就会出现。

第二个层面是我们的基因构成层面，其中8%源自病毒。这8%是另一种人畜共患病所造成的结果。大约5亿年前，当第一个多细胞有机体自细菌进化而来时，病毒就做了病毒该做的事情：它们感染了多细胞生物，在某些情况下，将自己插入它们的基因组，从而改变了这些有机体的发育过程和行为模式。

这并不是一次性事件。它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病毒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力量。由于它们具有在物种间传播、变异和重组、在细胞间拾取和移动遗传物质的能力，它们对细胞生命的进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如果没有病毒，哺乳动物就不可能进化；如果我们的基因组中没有病毒的DNA，人类有机体就不可能发育，我们的器官也不可能具备现在的功能。

如果说人畜共患层面表明我们是动物中的动物，从而消除了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差别，那么基因层面则将我们视作病毒世界中细胞进化的一个试验性偶然产物，从而消除了上述差别。我们具有的8%的病毒DNA清楚地表明，我们基因组的历史比人类物种的历史长了数亿年。而COVID-19则清楚地表明，这种进化正在发生。

第三个层面将我们视为众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系统。当单个的真核细胞通过融合进化为最早的多细胞有机体时，它们所处的是微生物的海洋。这些早期的多细胞有机体极其依赖周围的细菌和病毒。事实上，它们将细菌和病毒融合到自己的细胞成分中，并让它们负责监督细胞的自我维护。细菌使其具备了新陈代谢的功能，而病毒则通过杀死那些有可能过度增长并且过于丰富的菌群来调节常居菌。

时间并未造成多大改变。现存的每一种已知有机体的体内都有微生物（细菌、古生菌、真菌和病毒）。离开了它们，有机体无法存活，也不可能维持正常机能。我们人类也不例外。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系统都依赖于细菌代谢物——我们的健康完全依赖于调节这些菌群的病毒。

令人惊讶的是，病毒的这种调节作用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在所有已知的生态系统中，人们都观察到病毒通过杀死过剩，因此威胁到生态系统健康的菌群来调节生物多样性的现象。事实上，人类最早是在池塘中发现并着手研究病毒的这种调节作用的，后来该项作用在对人类肠道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让我们稍作思考：对病毒来说，人类的肠道是众多池塘中的一个池塘。有的池塘位于热带雨林、大草原或某个城市的市中心，但人类的池塘却位于智人体内。病毒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其实不过是多物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多物种生态系统而已——众多池塘中的一个池塘。所有系统均由病毒调节。

还有许多其他层面。也许最耐人寻味的是，调节碳循环的病毒是如何消除我们与生物圈之间的差别的。不过，让我们就此打住，来总结一下COVID-19中出现的世界的基本特征：

1.所有生命都存在于细胞内外的病毒云中。
2.我们人类与病毒（以及其他微生物）有着悠久的共同历史。它们塑造了我们，是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无法与它们区分开来。
3.我们是微生物——病毒——世界中多物种集合体中的多物种集合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现代政治构型中隐含的对世界的理解差异再明显不过了。事实上，病毒的运动——可能是从蝙蝠到穿山甲再到人类——使得现代政治观（及其对人类事物、自然事物和技术或人工事物的明确区分）变得不可信，而且站不住脚。

该怎么办？

“如果自然界不再是‘外面那个’起源地，那么与现代相对的原始的概念就会消失——殖民主义的逻辑也将不复存在。”

人类、自然界、技术

让我们从重新定义人类、自然和技术的概念开始。称之为从新型冠状病毒中吸取的教训。

对于霍布斯及其现代追随者来说，自然界是“外面的世界”： 非人类的世界、动物的世界。动物被认为是野兽。据说它们缺乏理性，被不受约束的私利和直接的生理激情（饥饿、性等）所支配。因此，人们认为自然界处于战争的恒定状态，是一种恐惧、不信任、孤独和死亡的国度。

霍布斯及其追随者偶尔也会把动物描述成自动机，暗示它们是拥有有本能但本质上没有智慧的活机器。尤其是在历史哲学出现之后，他们也会将自然界描述为我们曾经属于但却已经与之疏远的起源地。他们怀着浪漫的怀念之情哀叹失去的原始智慧。

源自病毒的自然界显然并非如此。首先，自然界不再是“外面那个”非人类的世界。相反，它囊括了一切事物。没有什么事物可以高于、超越或超出自然界。所有事物，包括人类事物，都是它的一部分。由于自然界不再是“外面那个”世界，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不见了。

对病毒而言，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互联系：所有有机体都密不可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与生物圈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很难在有机体及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就好像有机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好像它们渗入了生态系统中一样。这样一来，有机体个体与生态系统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区别：它们采用的自我维护的规则是一样的。

自然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协作与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深层进化史联系在一起的多物种协作：有机体、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协作，不同种类的细胞和非细胞生命之间的协作。

有机体为细菌和病毒提供了栖息地。细菌为有机体提供代谢功能。而病毒则是整个协作安排的调节者。这是一个稳定协作的世界，也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事实上，变化是协作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细胞间的基因交换以及将自身插入基因组，病毒使特定的多物种有机体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从而继续共同进化。当然，如果你认为自然界中不存在竞争，那就太天真了。不过令人吃惊的是，生命的进化似乎源自协作——共生，而不是斗争或竞争。

根据COVID-19，自然界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突然变成一个充满纯粹的无限可能的领域。无论何时，自然界的可能性都比现实丰富得多。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比目前存在的生命形式多得多——任何已知的生命形式总是而且可能永远是短暂的，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粒尘埃。

源自COVID-19的自然观使得历史哲学变得不堪一击——历史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事件，在与自然严格分离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人类自身——与自然界分离、独立、生活在自己的非自然（人工）环境中——无法自我维持。没有任何人离得开生活在人体内和人体上的细菌、真菌和病毒。如果自然界不再是“外面那个”起源地，那么与现代相对的原始的概念就会消失——殖民主义的逻辑也将不复存在。

事实上，将人类有机体连接在一起的连接模式——不同的分子路径——比人类的进化早了数亿年。例如，我们所依赖的不同物种之间的一些信号通路就是生活在原始海洋中的早期多细胞有机体发明的。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谈论人类，就像是把野生生物放入培养皿，再加入漂白剂和抗生素，直到里面半数以上的生物都死亡了，然后庆祝勉强存活下来的部分成为“人类”。

说得挑衅一些，人类是无菌的抽象概念，是一种幻想的和谐状态。

这里出现的挑战是了解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而非之外。以理性为例。如果无法将理性从大脑或神经元中分离出来，如果离开了病毒和我们那8%的病毒DNA，大脑和神经元就不可能进化和发育，那么拥有理性意味着什么？如果无法将头脑与神经递质——由我们肠道中的细菌产生的神经递质——分离开来，那么有头脑又意味着什么？而这种肠道菌群又取决于我们吃了什么食物，以及这些食物是在哪里以及如何生产的？

或者以技术为例。霍布斯及其追随者将技术概念化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人工事物。这里隐含的假设是，自然界是稳定且没有创新的。

然而，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待自然界时，创新会变成什么呢？也就是说，当自然界不再是“外面那个”稳定的背景，而是以新机制、新形式和新过程的进化创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创新会变成什么呢？这样看来，人类的技术创新似乎只是一种生物有机体适应或改造环境的一种形式，而在其所生活的星球上，存在着各种不断进化的生物有机体。原则上来说，技术创新和生物创新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一旦我们认识到一些最先进的技术，比如抗生素、质粒或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是微生物而非人类的发明，技术会变成什么？

COVID-19让我们能够从自然界的角度出发，将人类视作一个课题——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与处于现代社会核心的自然观截然不同。

这项挑战很吸引人，因为需要重新思考的概念非常之多。

但是政治呢？

“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谈论人类，就像是把野生生物放入培养皿，再加入漂白剂和抗生素，直到里面半数以上的生物都死亡了，然后庆祝勉强存活下来的部分成为‘人类’。”

现代政治的局限性

从COVID-19所开辟的角度来看，现代政治似乎是一种为捍卫人类具有独立性这一幻觉而发明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现代政治已是一台分化机。

通过目前对人们COVID-19的反应可以了解这部处于运作之中的分化机。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一致认为这种病毒是来自自然界、来自“外面那个”世界的威胁。

一旦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危险就随时可能出现。暴露在自然界中的人类面临着轮廓模糊、融入自然（无差别化）、陷入“战争状态”——即霍布斯所描述的“恐惧、贫穷、邋遢、孤独、野蛮、无知、残酷”的状态——的风险。

这种将人类与自然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做法——称之为历史哲学的回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们用怀疑，甚至是不屑的眼光看待那些生活方式仍与动物相近的人，认为他们“还没有”成功地摆脱自然界，因此更多地属于“外面那个”世界，而不是“这里的”世界，就好像他们依然停留在文明人类或国家早已抛到身后的某种过去。

现代政治实践需要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界的侵害。迄今所采取的形式，一方面是就地避难政策，即要求人们呆在家里：不要“外出”。 另一方面是关闭边界，将自然界的入侵者拒之门外：病毒、外来者、动物。通常，后者的含义是，民族社会是准有机体：模糊了20世纪30年代的生物学语言与政治语言，仿佛政治的自我建构的基础是将非自我从自我中分离出去的行为。

从源自COVID-19的自然观的角度来看，将人类与自然界区分开来，或是将非自我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做法似乎是一种随意的暴力行为。如果自然界囊括一切，如果人类的独立性是一种幻觉，那么不论是病毒在“外面那个”世界的说法，还是对保留原始生活方式的人的指责，都没有任何意义。民族国家的免疫政治学变得根本站不住脚。它的基础是对有机体和免疫系统的错误概念。它的基础是对有机体的错误理解，即假定有机体是独立且离散的物体——细菌和病毒作为一种非自我，不属于有机体。它的基础是对免疫系统的错误理解，即暗示免疫系统是自我/非自我识别系统，因此是不断忙于将非自我从自我中分离出去的战争机器。

事实上，没有任何有机体可以像这种观念所暗示的那样，彻底从自然界分离。过去所谓的非自我——细菌和病毒——是自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当代免疫学家将免疫系统描述为我们这个多物种集合体的联合管理系统。

让我明确一点：我并不是支持群体免疫或过早解除就地避难的命令；也不是反对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我认为技术越多越好。

相反，我要说的是，由于践行了以维持和捍卫虚幻的人类观为基础的差异化政治，我们已经对地球——以及作为地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我们自己——造成了破坏。

我认为，除了提出新的人类本质、生活方式、技术实践方式和政治实践方式之外，别无选择。

“人类世话语的规范含义是，人类与自然界应该完全分开。”

微生物世：从非人类角度来看政治

目前，有两种互为竞争的策略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

第一种建议将政治观延伸到自然界。我认为这种回应最为失败。它只是将人类对人类领域的责任延伸到自然领域——而不是从多物种自然界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的概念。它从根本上坚持人类高于或超过自然界的现代观。它仍然将人类和自然界分割开来，因为技术被理解为人工事物。自然只会成为人类领域的一部分。称之为外部世界失势，自然界和地球的完全人类化。

第二种回应采用了反演法，源自人类世这个术语所隐含的可耻之处。人类世指的是一个以人类对地球及其反馈系统的影响为特征的新地质时代。人类世一词隐含着一种道德谴责：人类对地球上的所有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地球化学中都有可能看到人类的活动，这是可耻的。可以说，该话语的规范含义是，人类与自然界应该完全分开。因此，适当的回应是将自然界作为“外面那个世界”加以保护，保护非人类免受人类的伤害。

唉，从观念上来说，上述两种回应都很幼稚，它们依然坚持霍布斯式的现代人类观和自然观，因此仅仅是重新描述了他们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从哲学和诗学的角度探索病毒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称之为微生物世的政治。

我所说的微生物世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从病毒的角度看待世界。

数十亿年来，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生菌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居民。它们占据了每一片海洋，河流与湖泊，每一寸土地和空气。它们推动了创造生物圈的化学反应，从而为多细胞生命的进化创造了条件。

细菌制造了我们呼吸的氧气，耕种的土壤和维持海洋的食物网。病毒定期杀死大量细菌，从而调节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微生物发明了支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反馈系统，创造了过去和现在所有的生命形式。有史以来的一切有机体都源自细菌和病毒：一切有机体，包括我们人类，都与它们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并依赖于它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对不是生活在人类世。我们生活在微生物世。可耻之处并不像人类世这个术语所暗示的那样，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相反可耻之处是我们人类仍然没有学会从微生物——病毒——世界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而我们恰恰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说政治是对共生形式的研究——尤其是寻找一种良好的共生形式的努力——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比较各种共生形式——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有机体与病毒、菌丝体与树木，在池塘与肠道中，在洞穴和森林里，在肺与河流内。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找到能够实现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繁荣的政治形式。

“我所说的微生物世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从病毒的角度看待世界。”

行动计划

如果把本文中出现的人类观历史加以形式化，就可以得出以下提要：在最长的一段历史中，我们人类生活在上帝赐予的或神圣的自然宇宙中。我们是各部分中的一部分。17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深刻而深远的变革。我们离开那个宇宙，进入了人类时代：我们把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将自然称作是“外面的世界”，动物和非理性的领域。我们试图在技术上拉大我们与动物之间的距离。今天，我们面临着离开人类时代，学习如何在微生物世（没有宇宙的自然界）做人的挑战。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独特的技术观。

宇宙自然界时代……
……人类时代（自然界之外）……
……人类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时代（没有宇宙）
监督宇宙和人类的神职人员阶级……
……政治状态是自然状态的对立面；政治使我们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全球政治的时代
宇宙季节性循环与综合农业……
……通过从被视为“外面的世界”的自然界中开采的原材料进行的资本积累……
……用生物（再生）过程取代工业生产过程（开采、燃烧原材料）
技术是对自然界的模仿……
……技术是人类发明不同于自然界的事物的唯一力量……
……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是一个自然范畴，它能够自主制造本来可以存在但却不存在的事物

怎样才能学会摆脱人类比自然界更重要的现代观念，学会从我们所处的微生物星球的角度（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清楚阐述什么是人类，如何生活，如何实践技术，如何践行政治？也就是说，如何从微生物世的角度看待上述问题？

我们人类能不能从非人类世界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与其密不可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学会在微生物世的角度来将自己客观化，也就是说，努力实现以行星而非种族或物种为中心的“我们”的观念。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挑战，也是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旨在解决的问题。我们——我们是物种间的联系——必须发明一个新的词汇来阐明什么是自然界中的人类；学会阐明和实践一种全球政治；找到从自然工业化（资源开采）到工业生物化的途径；创造用生物技术取代人工技术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像我们称之为COVID-19这样的构型——由病毒、蝙蝠、穿山甲和人类组成的可能构型——将不再是不合理地偏离人类与自然界边界的现象。这样的边界将不复存在。我们将成为外面的世界的一部分。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6月10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