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李思
Tobias Rees

学者,人类变革项目首任主任、加拿大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2022-11-15

阅读时长15分钟

#行星智慧

萃嶺

“人类是超越了自然又与机器有别的存在(即与机器有质的区别,不可复归于机器)。


Q:尼尔斯·吉尔曼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行星性”(the planetary)的缘起和发展脉络。

A:托比·李思
我之所以对地球的“行星性”感兴趣,原因有二 :首先,它反映出我们正在告别“人类世”,其次,它大概描绘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我看到世界在从人类时代到“行星时代”转变。

大约 10 年前,我开始关注人类科学的根基—“人”的概念 :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它又如何演变?从我还是一名哲学系学生的时候起,我就只是模糊地知道,关于“人”的一般概念出现的时间相对较近。所以,我开始系统阅读有关这一概念发展轨迹的相关文献。

据我的研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 17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一般认为可追溯至笛卡儿或霍布斯的相关论述。“人”的概念体系得以架构,并被赋予了特定的表达形式,简而言之 :人类是超越了自然又与机器有别的存在(即与机器有质的区别,不可复归于机器)。

这种对人的概念化—人高于自然,亦非机器—既是对自然或自然为何物的概念化,也表明自然是非人类(万物起源的空间)、非技术或非人工的。这也是对技术的概念化 :技术既非人类,也非自然。也许可以说,技术是次生的,是衍生物 :技术出现在自然之后。

后来,我逐渐痴迷于这样一个想法 :时至今日,人与自然之别,以及人与技术之别,都已变得含糊不定。这两种区别已经不如以前有效。

以微生物群为例。没有人知道尼尔斯(采访人—译者注)和他的微生物群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尼尔斯的思维能力理应超越自然之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的产物,而大多数神经递质是由生活在尼尔斯肠道中的细菌产生的。这意味着尼尔斯的思维能力取决于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细菌种群,因为不同的种群产生不同种类的神经递质。这也意味着尼尔斯所吃的食物会繁殖不同的细菌种群,反过来生产出他的思维能力,等等。


“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界限,起码是悬而未决的。


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在起源上得益于细菌,实际上与农业以及我们的食物有关。因此,由于技术的创新和发现,人与自然之别,现在变得越来越混沌未明,越来越难以为继。

同样,新近出现的深度学习算法似乎也表明,只有人类才有智能(因此人类超越机器)的想法也不成立。因为很显然,机器可以具有某种形式的智能。事实上,有人可能发现机器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还以为机器是厂房里那些恶臭嘈杂的工业品,其实,今天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与那些旧机器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所以,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界限,起码是悬而未决的。自然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亦是如此。像耳蜗植入这样的神经技术表明,自然过程和技术过程之间,有机体和机器之间可以无缝连接。此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技术其实是生物技术,它们部分由生物过程构成,比如合成生物学、CRISPR、数据存储和 DNA 等技术。

考虑到这些“去分化”(undifferentiation)的程序,我认为,过去 400 多年决定“人”的构成方式正在进入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为此,博古睿研究院开设“人类转型项目”研究这一主题。但是,问题应运而生 :我们如何以其他方式思考“人”?或者说,如何另辟蹊径把人、自然和技术结合起来考虑?

正是在这些追问下,我对地球的“行星性”概念萌生兴趣。简而言之,行星思维使我得以重新审视人类、自然和技术。而技术使这个机会成为可能。更具体地说,行星思维是我们得以从地球系统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切的机会—这个系统是过去 35 亿年中微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共同作用的产物。



“行星思维是我们得以从地球系统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切的机会—这个系统是过去 35 亿年中微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共同作用的产物。”


Q:尼尔斯·吉尔曼
关于“人”的现代概念已经存在了近 4 个世纪。相形之下,“行星性”或者说“星球性”(planetarity)是最近才出现的概念。你会如何描述这个概念的谱系?

A:托比·李思
有一个经典的谱系,它追溯到文学理论家和女权主义学者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然后以她为源流发展下去。但我认为,当代对地球行星性的理论兴趣自有其他的渊源,其中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最为重要。

第一个我称之为“重返宇宙”观。这里指的是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拉图尔怀念中世纪的自然宇宙,并认为现代性是一个错误,而在现代以前,人与自然浑融一体。这一观点在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和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新星世》两本书中表现得尤为明确。这种“人”的形成以“心智圈”(noosphere,又称人类圈)为中心,“心智圈”是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发明的一个概念。它源于希腊语的“nous”一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这个术语来指称组织宇宙的“神圣灵性”。不管怎么地,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的灾难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智性(nous),这构成了詹姆斯·洛夫洛克“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的形而上学基础。盖娅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由某种智性维系在一起的单一且完整的有机体,于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有了形而上学的支撑。

第二个是当代关于行星层面的讨论,我称之为“牧羊人方法”(shepherd approach)。这一观点出自海德格尔,他认为,控制论可以标志哲学(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的终结。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就是他所说的集置(Gestell,又译座架或框架)。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框架,是指它把被理解为非客体的存在(being)转化为存在性(beingness),也就是说,转化为一个离散的、可测量的个体事物。对海德格尔的追随者来说,行星性可能标志着世界向存在性归结的结束和在存在上的突破。这可能是人类从“工程师”向真正的“牧羊人”转变。我认为在中国哲学家许煜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例如,他就在思考如何从存在的角度来构思技术。

第三个是行星“地球化改造”(terraforming)。这是建筑师和设计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和史翠卡研究所(Strelka Institute)的观点,星球性在传感器和卫星等技术下产生,或者,用史翠卡研究所的观点,即行星性通过技术向人类展示自己。这不可避免地要联系跨行星性(interplanetarity)问题一起讨论,因为谁也不能在忽略其他行星的情况下谈论地球。这是一个反海德格尔的举动,使得形而上学或者说概念框架成为关键。

最后,第四个则是你一直倡导的一种理念,我称之为“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我想借助它表达一个观点 :现有的治理和决策制度专门针对人类的事务,而对这种治理和决策制度的理解尚未能应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等问题丛生)。在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时代,我们也将生物圈(biosphere)纳入治理的范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治理和决策制定制度,从而与对地球新的理解相匹配。


Q:尼尔斯·吉尔曼
你如何看待这四种进路?

A:托比·李思
我对今天形成的差异感兴趣,因此对让我们能够挣脱过去 400 年形成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的新生事物也感兴趣。

一提到拉图尔,我心里就很纠结。在我看来,拉图尔的自然观是完全现代的。他认为,自然是技术的“他者”。简而言之,拉图尔将一种现代的自然观投射到古代,因此最终重拾起他试图摆脱的东西—现代性。我必须承认,我同洛夫洛克、拉图尔一样反感试图借由气候变化问题,回到古老的宇宙。

海德格尔的进路颇有趣味,因为它从存在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诗意体验。但最终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真实的,而存在性或技术则是不良的,这一观点并没有提供多少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只是人类例外论的延续,即人类是存在的牧羊人,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都无行动力。

不过我对许煜的观点心生好奇,他认为人们可以从存在的角度打造技术,即诗意地构建技术。

我也对布拉顿和史翠卡研究所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认为技术以某种方式使“行星性”这一新的实在观(conception of reality)成为可能,但我对“揭示”(revealing)的说法抱着犹疑的态度(稍后展开讨论)。最后,我对新制度主义的理念也有兴趣,因为我们确实需要确立一种新的制度,不仅可以管理人类行为,也可以管理生物圈。

在某个层面上讲,布拉顿是对的 :没有技术,我们就无法理解地球。但对他而言,这关乎“揭示”,而对我来说,行星性本身是由我们已经建立的技术构成的。它与“揭示”无关,在某种意义上,事物总在那里,等待自我呈现 ;现在更是无关乎“揭示”,因为现在随着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现在拥有了超越生物有机体狭隘范围的分布式智能系统,从而产生了一个称为地球或行星系统的知识对象。这个知识对象以前没有,也不可能存在 ;它的出现与技术休戚相关。

我自己感兴趣的是,让地球“行星性”这一知识对象得以产生的技术,如何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本体论基础,以及它在人类事物、自然事物和技术事物之间的明显区别。从行星的层面来看,我们有可能形成什么样的人类新概念,从而建立一个不需要区分人类、自然和机器,并以微生物为基础的单一地球系统?人们可能会、将会发明何种新的自然和技术观?或者以政治学为例 :从行星的层面来看,共处和政治意味着什么?



“我们总是处于认知的试探性空间。”


Q:尼尔斯·吉尔曼
我想请你进一步厘清作为本体论现实的地球和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地球之间的区别。这里的认识论问题,是指我们如何理解地球。布拉顿认为技术“揭示”地球,而你认为技术塑造地球,对于你们二者观点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化的技术观来解决吗?例如,当俄罗斯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弗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创造生物圈概念的同时,也创用了技术圈(technosphere)这一概念。他认为,技术圈是他和其他科学家能够加深对生物圈的认知基础,只有在心智圈发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显然,地球表面传感器网络的密布,以及安置在外层空间的遥感器(也许更为重要),使得我们能更便捷地认识地球。地球亘古存在,但它也通过技术圈变得越加丰富。换句话说,现在借助技术,地球的行星性被发现,也得到加强。

A:托比·李思
“发现”就意味着它一直在那里,不是吗?咱们详细讨论本体论和概念论或认识论之间的区别。还是回到洛夫洛克和拉图尔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德日进的偏爱,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有这样一个观点 :气候变化反映出我们的世界出现了严重问题。拉图尔的观点,是一个道德论证。他对永恒真理的论证,却有意或错误地背离了真理 :这个错误正是现代性,而这真理是一个由非现代人保留的真理,即神圣自然—宇宙。这种道德论证的基础,暗示存在永恒的真理。

海德格尔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他也认为存在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存在”。(后来海德格尔写下“存在”一词之后,又把它划掉,因为写出这个词就已经使它成为某种被认为物的东西,他不希望这样。)存在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西方形而上学和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我们能回到或最终到达起点,也意味着处于存在的状态。因此,重申一遍,这里存在一个“永恒真理”的假设,它的根基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和什么是对原初或真理的“偏离”的道德论证。

一方面,布拉顿和史翠卡研究所的观点接近这种本体论的、最终是道德化的论证。另一方面,“揭示”一词唤起了这样一种想法,即某种事物存在并且一直如此。我们可以称为先验真理,一个事实上独立存在的先验事物,我们现在才最终发现或理解它。

相比之下,受过概念或认识论思维训练的人不禁会问,行星思维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被称为“行星”的地球的知识对象是如何产生的?哪些技术使之成为可能?然后,你明白需要一整套技术—传感器和卫星,具有强大算力的分布式智能系统。你最后认识到,行星思维是一种新的认知形式,一种新的经验结构。这显然一方面动摇了拉图尔和洛夫洛克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对海德格尔观点的反驳。拉图尔和海德格尔从认知的角度,将依赖概念的东西误认为是本体论。这种和谐,不过是种种幻觉。

简而言之,我们总是处于认知的试探性空间。可以称之为概念先于本体论主张。


Q:尼尔斯·吉尔曼
你之前谈到了“人”的范畴在 17 世纪 30 年代是如何出现的。其实还有另一个更悠久的范畴,即“政治”概念。它与“人”的范畴在同一时间被重新阐释,并非巧合,特别是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政治概念。如果我们确实把行星性作为一种意在激励行动的范畴,那么对于从人的角度严格定义的政治概念,难道不应该也需要反思吗?换句话说 :重新阐释后的后民族主义、后人类中心主义政治会是什么模样?

A:托比·李思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理解政治如何建立在“社会”的特定概念之上。“社会”(society)一词很古老,可以追溯到拉丁语“societas”,但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这一现代概念只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和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叙述中才出现,然后在 19 世纪 90 年代才得到充分阐述。当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就提出人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成的。涂尔干说,“告诉我你出生于哪个社会阶层,我就可以判断你可能会和谁结婚、有几个孩子、在哪里工作、可能会死于什么疾病,等等。”这种将人视为以地域为限的民族国家社会产物的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本体论。

现在来说,这种社会本体论可能饶有趣味,但在行星时代,它又可能不够有说服力。因为社会事实不是人的本体论基础,而只是一个最近发明的概念,一个关于何以为人以及实在如何组织的最新描述。这种观点声称,人类有社会,而动物和机器却没有。但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人类有理性,动物和机器没有,而人类因为有理性,所以可以就他们的共处方式进行协商。他们发明规则将群体聚拢在一起,而被一套规则聚拢在一起的群体被称为社会。相比之下,由于动物没有理性,不能就它们的共处方式进行协商,而是根据“自然法则”共处。那么机器呢?同样,它们只是遵循不变的力学定律,仅此而已。这个隐含在“社会”一词的世界本体论,正是我们的行星性所不想要的,因为它只是另一种人类例外论。

在行星时代,我们再次面对共处、规则和治理的问题。问题是 :谁和谁共处?在行星时代,谁负责治理?是人类单独治理,还是人类和微生物共同治理?我们应该遵守和服从什么样的规则?

总之,我完全同意政治的现代概念的出现与人的现代概念的出现同时发生。之前提到,“人”的现代概念有两个典型的阐述。一个是笛卡儿,一个是霍布斯。霍布斯有一个有名的说法,他认为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动物中的一种,人像狼一样对人 ;另一方面,人还有一种政治状态,一种与自然状态截然不同的、适当的人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一进入政治状态,必然发现他们被赋予了理性。具备理性,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共处—寻找最好的共处方式,让自己过上有保障的生活。霍布斯明确地指出,动物没有理性,它们按照自然法则生活,它们之间没有协商的可能,它们没有自由,自由是只有人类才享有的东西。

对霍布斯来说,这种协商的结果是由规则将人类聚拢成群体,他称之为社会。对霍布斯来说,这是正确的政治过程 :制定规则,然后运用规则治理社会。只有人类身上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霍布斯认为,社会还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社会。事实上,对他来说,社会只由那些实际参与规则协商的人组成,而在 17 世纪,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包括农民在内。而且,相对于国王,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可以分布在整个欧洲。霍布斯的社会概念没有属地性。

我认为,社会的属地性概念从 18 世纪下半叶的孟德斯鸠才开始存在。在孟德斯鸠之前,“社会”既指形成社会的人,也指为了治理或组织社会而存在的制度或行政机构。但是,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区分了政治国家和公民国家,前者本质上是指国家,后者本质上是指构成社会的人,即参与协商而形成社会的所有人。

在孟德斯鸠之后,卢梭声称社会不应该由堕落、不诚实的贵族组成,而应该由人民组成。对他来说,这不是关于正义,而是关于“人民”,人民更接近某种原始人性的高贵品质。革命者接过卢梭的观点,宣称“社会应该由我们这样的人民组成”。新的政治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社会被理解为民族团体、人民,以及局限在一定领土内的民族。在大革命之前,治理的对象是属于国王的领土,生活在这片领土的人们充其量是附属品。随着革命的深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在治理的关键对象是社会,所有政治目标都是为了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和改革,使之更加公正。

换句话说,现代治理概念基于社会概念,而社会概念又基于一种严格区别人、自然和机器或技术的本体论。在行星时代—在过去 400 年占统治地位的“人”形成之后的时代,改造目前的治理方式的挑战是,隐含在“治理”和“政治”等术语中的现实观已不再适用。

我们必定从哲学上发问 :什么需要被治理?答案是,有人类,有微生物世界,还有机器—机器是与生物连接的机器,而人类是由微生物构成的人类。也许你会说“这种想法太愚蠢了。微生物如何治理或被治理?”如果换个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你就应该能看到这个世界大部分都在微生物的治理之下。事实上,它们已经生产并成功治理生物圈至少 35 亿年了。

真正的问题是 :如何实现三者的结盟和无缝连接?然后,治理地球需要何种制度?很显然,机器必须参与其中,因为没有它们,我们无法管理包含巨量数据的系统。微生物必须参与其中,因为没有它们,就没有地球系统或人类。人类也必须参与进来,因为我们将是建立这些制度的人。



“现代治理概念基于社会概念,而社会概念又基于一种  严格区别人、自然和机器或技术的本体论。”
 “认识到人类、动物、机器都有语言,我们可以不再认 为只存在人类的语言,而是存在一系列语言,有多种理 解途径。这将使得人类例外论的本体论转向试图阐述一 种新的本体论。”


Q:尼尔斯·吉尔曼
这让我们想到你在一开始就提到的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她曾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庶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虽然斯皮瓦克在那篇文章中并未提及霍布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这个问题正是霍布斯不屑回答而卢梭在逼问的问题 :政治上被排除在外的主体—农民、庶民—如何获得(或被赋予)发言权?一种思考地球引起的政治问题的途径是通过进一步极端化和拓宽斯皮瓦克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提出疑问:微生物能说话吗?机器能说话吗?碳能说话吗?也许“说话”过于局囿于某个概念,但潜在的问题是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标准吸纳机器、细菌和碳进入地球治理结构?

A:托比·李思
我们必须从正确的角度理解所谓“人类必须与微生物共同治理地球”之说。其目标不是在国会放置几个培养皿或试管,然后试图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让它们能够像人类一样发声。要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傻了。其实更多的是想表达,要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微生物制造的现实中,我们自己是微生物及它们的后代制造的产物,而且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与它们结盟。

语言的问题令人着迷。因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所以有人仍然相信只有人类才有“语言”。相比之下,动物或非人类系统之间只有“交流”。这当然是错误的。一个讨论人类、动物和机器语言的课题,如何有助于解决行星性的问题?这正是行星时代的本体论可以被阐述的地方 :认识到人类、动物、机器都有语言,我们可以不再认为只存在人类的语言,而是存在一系列语言,有多种理解途径。这将使得人类例外论的本体论转向试图阐述一种新的本体论。在治理方面我们同样需要 :政治不再只关注人类事务,转向关注真正的行星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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