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2月15日下午，潮湿多云，一名男子穿行在伦敦东部的格林尼治公园。他叫马夏尔·布尔丁（Martial Bourdin），法国人，26岁，黑发大背头，留着小胡子。他漫步在通往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曲折小径上——就在10年前，皇家天文台被确立为世界标准时间（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以及大英帝国的象征和科学中心。布尔丁左手拿着炸弹——一个装满炸药的金属盒，装在棕色纸袋中。在离目标越来越近之时，他将一瓶硫酸浇到炸弹上，接着面对天文台站住，炸弹在手中爆炸。
振声欲聋，引起里面两名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冲出门外，看到一名公园管理员和一些男生向地上蜷缩的身影跑去。布尔丁痛苦地呻吟、尖叫，肚子被炸出一个洞，已是残肢断臂。在送往附近医院的路上，他对自己的身份或动机只字未提，30分钟后死在医院。
没人确切知道布尔丁那天真正的目的。有调查显示，他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关系密切。坊间有各种传言：有人说他当时在公园测试炸弹，准备未来袭击某个公共场所，也有人说他当时准备把炸弹交给他人。但考虑到他已启动爆炸装置，正好走在那条曲折小路上，也有许多人怀疑布尔丁想要袭击天文台，包括内政部排爆专家薇薇安·德林·马詹迪（Vivian Dering Majendie），还有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马詹迪后来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小说《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按照这个说法，布尔丁想要炸掉时钟，以此作为一种象征性革命行为，或者天真以为这样可以扰乱全球时间测量。在那个时期，攻击时钟的人不只他一个：在巴黎，叛乱民众同时摧毁了整座城市的公共时钟；在孟买，抗议者开枪击碎了著名的克劳福德市场时钟。
彼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时间感到愤怒。
对时钟的破坏如今看来离经叛道。当代社会痴迷于时间，时间是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首先是带表盘和指针的时钟出现在教堂塔楼和市政厅，后来我们逐步将它们请进我们的生活，从工作场所、学校、家到手腕上，最后进入每天盯上几个小时的电话、笔记本电脑和电视屏幕。
我们根据时钟上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工资由它决定，通常“空闲时间”也被它严格管理。从广义上讲，甚至身体机能也由时钟调节：我们一般在适当的时间吃饭，而不是在饿的时候，在适当的时间睡觉，而不是在累的时候，我们认为闹钟铃声比肉眼看见太阳系中心的太阳升起更重要。在中午前享用午餐，我们会感到一种奇怪的羞愧，这证明人类已经内化了时钟的逻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1987年的著作《时间战争》（Time Wars）中所说，我们是“被时间缚住”的动物。“我们想象、解释、使用和执行时间的方式，形成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所有感知。”
“时钟不测量时间；它生产时间。”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人声称自己的时间体验变得扭曲和怪异。被困在家或超长时间工作，日子如小时，小时像分钟，有时一个月无穷尽，有时一个月逝去无察觉。似乎时钟的时间与我们心里的时间已渐行渐远。
有关研究探讨情绪（如疫情诱发的悲伤和焦虑）如何扭曲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或者可能只是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四处走动，没有经历太多的变化。毕竟，时间即变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想，不变的东西无时间性。但是时钟本身很少受到质疑——它就是我们用来测量时间的物件，是我们用来确定“奇怪”失真的鼓点。时钟自顾自地精确记录秒、分、小时，全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全球危机。它稳定、正确、中立，且不容置疑。
但是凭什么我们错了，时钟是对的呢？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教授凯文·伯恩（Kevin Birth）最近告诉我，“大多数人最后一堂关于时钟和时间的课是在刚上小学时。”他已研究时钟30多年了。“这个东西占据整个社会的核心，内置于所有电子产品之中。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只停留在小学一二年级水平。”
出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认为，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评估我们与时钟的关系。伯恩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说，时钟不测量时间，它生产时间。“协调时间（Coordinated time）是一个数学概念，而不是对特定现象的测量。”伯恩在其著作《时间的对象》（Objects of Time）中写道。这个数学概念已经被科学塑造了几个世纪，但权力、宗教、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有参与。时钟作为社会工具非常有用，有助于我们围绕关心的事物协调自我，但它也有深厚的政治底色。就像任何政治事物一样，它使一些人受益，使另一些人边缘化，也让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越与时钟时间同步，就越与自己的身体和周遭世界脱节。爱丁堡大学高级讲师、学术期刊《时代与社会》（Time & Society）编辑米歇尔·巴斯蒂安（Michelle Bastian）借用环保主义者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的说法，认为时钟让我们对时间本质感到“极为困惑”。在自然界中，“小时”或“周”的流动并不重要。因此，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的物种突然灭绝，病毒的快速传播，土壤和水的污染等，所有这一切的真正影响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因为我们拘囿于只与人类有关的时间和活动。
在种族、性别及性等社会结构受到挑战和支解的时代，时钟时间的真正本质不知何故逸出广大社会的注意。就像金钱，时钟已被视为它本应代表的东西，时钟已然成为时间本身。
其实时钟时间并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它不是科学家实时监测的某种真实和绝对时间的透明反映。它被创造，并经常被改变和调整，以适应社会和政治目的。例如，夏令时是我们人为设置的。七天工作制也是如此。“人们倾向于认为某个地方存在某种主时钟，比如‘超级钟’（uber clock），就像计量局的铂杆（rod of platinum）。”伯恩告诉我。“其实没有。时间是计算出来的。地球上没有一个时钟能给出正确的时间。”
西方学校通常教授的是，时钟（甚至日历）时间由地球自转以及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决定。我们知道，地球在365天内绕太阳公转一周，决定了一年的长度，每24小时绕地轴自转一周，决定了一天的长度。因此，一小时是自转周期的1/24，一分钟是一小时的1/60，一秒是一分钟的1/60。
这些都不真实。地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运动轨迹也非完美圆形。它是一个扁形球体，在两极处变平，而且不规则摆动。自转一周不是每天正好24小时，公转一周也不是每年正好365天。只是概数而已。完美是人造的概念，大自然是不规则的。
数千年来，大多数人类社会已然接受大自然不规则的节奏，并与之和谐相处，借助太阳、月亮和星星来理解时间的流逝。最常见的早期计时装置之一日晷，便是如此：一小时不是固定60分钟，而是可变的。小时随着地球轨道同期性变长或变短，使白天在冬天变短，在夏天变长。时钟本身并不决定小时、分钟和秒。它们只是反映周围环境，告知你在大自然循环律动的位置。
但自14世纪以来，我们逐渐背离自然，使用人造装置计量对时间的感知。这始于北欧和中欧的修道院，虔诚的僧侣建造粗糙的铁制钟，帮助敲钟人记录祈祷的教规时间，不可靠但能做到自动地间隔性敲击。像任何机器一样，机械钟的逻辑是基于规律性，即擒纵轮的精确滴答声。它带来一种迥然不同的看待时间的方式，从此时间不是由各种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共同决定的节律，而是由一个来源提供一系列完全相同的均匀间隔。
本笃会僧侣对时间分配和规律生活有着宗教性的狂热，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称他们“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草创者”。基督教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它助长追求计时之准确性和精确性的狂热，却最终将西方的时间世俗化，即同时将上帝这一“原初钟表匠”完全从这个世界中剥离出去。
“我们越与时钟时间同步，就越与自己的身体和周遭世界脱节。”
到1656年，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发明了首个摆钟，它提供均匀而规则的时间分割——秒。不同于以前不稳定的机械钟，钟摆的时钟时间几近完美。在同一世纪，英国天文学家约翰·佛兰斯蒂德 （John Flamsteed）等发明了“平太阳时”（mean time），即地球自转周期的平均计算方法。科学已经找到了一种绕过地球不稳定偏心率的方法，产生一致的可量化单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标准化时间对海员至关重要，对公司来说也有不可抗拒的利益，因为它可以为贸易、运输和电子通信提供便利。但是它花了更长的时间改变普通大众的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铁路热”中，全英国修建了约6000英里的铁路。投资者（包括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勃朗特姐妹（Brontë sisters））争先恐后地购入铁路公司的股份。这场如脱缰野马的资本主义狂潮，酿成英国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之一。大西部铁路公司和米德兰铁路公司等开始在所属车站和火车上执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保证列车时刻表有效运行。
英国的每个城市、城镇和村庄过去都把时钟设成本地太阳时，每个地方因此拥有一种明显的身份、时间和地点感。如果你住在纽卡斯尔，中午是太阳最高的时候，不管伦敦是什么时间。但是随着铁路带来标准化时间表，当地时间被妖魔化并弃之如敝屣。到1855年，几乎所有公共时钟都被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或“伦敦时间”，英国成为一个时区。
倔强的布里斯托尔是最后一个同意使用标准时间的城市：玉米交易所大楼的主市钟保留了第三只指针，为拒绝调整的当地居民指示“布里斯托尔时间”。一直保留到今天。
“铁路时间”也来到美国，将这个国家分成四个时区，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波士顿晚报》要求“让我们保留自己的正午”，《辛辛那提商业公报》写道，“让辛辛那提人民坚持由太阳、月亮和星星书写的真理”。
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一般被认为是时钟时间接管世界的时刻。全球分成24个时区，宣布不同的时钟时间，都与最强大的帝国英国及其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同步。没有人再去破译大自然的时间，现在有一个中央权威告知人们时间。作者克拉克·布莱斯（Clark Blaise）认为，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太阳展示的信息根本不重要。‘自然时间’已死。”
“其实时钟时间并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它被创造，并经常被改变和调整，以适应社会和政治目的。”
事实上，因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压迫，这一进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殖民主义不仅是对土地和空间的征服，也是对时间的征服。
从南亚到非洲，再到大洋洲，帝国主义者攻击其他计时方式。他们认为，任何没有欧式钟表和教堂钟声的地区都是无时间之地。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焦尔达诺·南尼（Giordano Nanni）在其著作《时间殖民》（The Colonization of Time）中写道：“欧洲在商业、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对海外社会与时间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控制，并以此为前提。”“这个将地球纳入同一个小时、分钟和秒网络的计划，被视为欧洲世界化意愿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简而言之，如果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在海外的物理体现，那么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就是其形而上学的体现。
西方将时钟时间从自然节律中分离出来，帮助帝国主义者建立超越其他文化的优势地位。英国殖民者在涌入澳大利亚东南部寻找黄金时，认为当地土著社会的计时方式无规律可循、不可预测，与时钟的理性和线性特征形成强烈对比。其实这一地区的土著社会拥有先进的计时方式，他们根据月亮、星星、雨水、某些树木和灌木的花期以及潮汐等，确定可获取的食物和资源、距离和日历日期。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考虑到土著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不禁让人对亲近自然的人们的人性本身产生质疑。” 南尼写道，“这部分是因为启蒙价值观和理想已经将‘人性’观念关联人对自然的凌越和支配；与之相对应的，野蛮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教堂和火车站很快涌现在墨尔本，随之而来是指针、钟面、钟声以及时钟走动声。到1861年，威廉斯敦灯塔上安装了一个计时球，从此墨尔本正式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同步。英国殖民者试图吸纳土著作为劳动力，结果不如人意，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计时方式。澳大利亚社会学家迈克·唐纳森（Mike Donaldson）写道，他们不相信“无意义的辛苦劳作”，不愿意“服从时钟”。“对他们来说，时间不是暴君。”
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方，土著居民对西方时钟时间的反抗仍在继续。1977年，小镇普卡佳（Pukatja，当时名为Ernabella）附近建造了一个大型旋转电子时钟，供当地皮詹加加拉人（Pitjantjatjara）协调他们的生活。十年后，一名白人建筑工人在一次镇政会会议上指出，这座钟已经坏几个月了。没人注意到，因为没人看它。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考虑到土著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不禁让人对亲近自然的人们的人性本身产生质疑”
——焦尔达诺·南尼
标准化时间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原子钟被认为是优于地球本身的计时器。“秒”作为一个时间单位，经过重新定义，不再是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一部分，而是原子钟内铯原子振荡的特定次数。
巴斯蒂安（Bastian）在爱丁堡的家中通过视频电话告诉我：“你研究精确计时之时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为了隔离和孤立时钟，使其无法对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出反应。”她身后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睡着的时钟”。“你必须将它们与温度波动、湿度甚至量子引力效应分开。它们对任何事情都不作响应。”
全球实验室中的400多个原子钟，使用原子秒作为标准来计算时间。将这些时间的加权平均后得到国际原子时（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就构成协调世界时（UTC）的基础。协调世界时对自然界并非完全没有反应。它每隔几年增加一个闰秒，保持适度接近地球自转周期。但在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与会各国讨论取消闰秒机制并永远与太阳和月亮脱钩而采用我们自己制造的时间，是否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写道：“两相比较，似乎想象世界末日容易，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难。”最难想象的一点是，资本主义通过时钟对我们的时间感知做了什么手脚。现在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消费或浪费的商品的观念，似乎已经深植我们的心理。
资本主义没有创造时钟时间，反之亦然。但科学和宗教将时间划分为相同的单位，为资本主义建立了有用的基础设施，就从身体、劳动和商品到价值的过程而言，协调了剥削与转化之间的关系。英国社会学家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时钟时间将时间与金钱关联。“时间可以被商品化、压缩和控制，”她在《时间》（Time）一书中写道。“然后，这些经济实践可以全球化，作为规范强加给全世界。”
亚当继续说道，时钟时间通常“不仅被认为是我们对时间的自然体验”，而且“是我们存在的道德尺度”。现在，即使是最自然的过程，也必须以时钟时间表示，才能进行验证。
尤其是女性经常发现自己在这个随意的计量标准上处于无人问津的一端。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等无偿劳动，仍不成比例压在女性身上，却似乎不在时钟的测量范围之内，而怀孕经历在处于时钟时间的严厉审视之下。亚当引用了一位妇女对其分娩经历的描述：“分娩中的妇女，因宫缩剧烈而无暇顾及其它，因此失去与时钟时间普通而亲密的接触。”但在医院环境中，以时钟时间为单位，对自然分娩过程进行评估和标准化，妇女被迫遵循斯旺西大学产科学教授艾丽丝·艾尼恩-沃勒（Alys Einion-Waller）所说的“医学化分娩剧本”。
“现在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消费或浪费的商品的观念，似乎已经深植我们的心中。”
妇女分娩的第一手经验和直觉遭贬低，反而认可与预期产程长度、宫缩间隔、宫颈扩张进展等观察结果相关的时间和测量。若女性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的曲线，通常就会给出类似“产程迟滞”的结论。偏离时钟时间框架可以用于证明医疗干预的合理性。这也是近来在家分娩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同样，新手父母知道婴儿会成为他们的时钟，在这一时期，标准化时间的表象荒谬可笑。当然，婴儿逐渐进入学校严格的时间等级制度，上课和用餐的时间不可协商，其生物节律必须遵守社会可接受的时钟时间。
正如伯恩所言：“时钟帮助我们处理持续时间内一致的事情。但是在任何不一致、变化的事情上，时钟都会出错……当你尝试去规划自然过程，自然却不配合。”
2002年，科学家惊讶地看到南极半岛上Larsen B冰架崩裂，坍塌成数百块摩天大楼大小的冰块。它比曼哈顿大55倍，从一万年前起，就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一位从上空飞过的冰川学家告诉《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他看到鲸鱼在水中游泳，几天前这里还只有上千英尺厚的冰川。
几乎一夜之间，之前关于冰川质量损失的时钟时间预测需要重写，不得不承认变化率达到300%。2017年，附近Larsen C冰架的一部分脱离，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冰山，大到必须重新绘制地图。此类事件发生的频率高出我们的想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却称之为“意外”。
在气候危机领域，线性时钟时间经常不可避免地失灵。在这种框架下，危机是可测量、可量化和可预测之物——我们可以像面对工作时间、假期、家务和项目一样面对危机。气温变暖、海洋酸化、冰川融化和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等不断转化为时钟时间，为我们创造可以超越或渴求的临界点、开端、路线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一个“意外”发生，时间估值就在现实面前坍塌了。我们的自然不配合。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阻止全球变暖的时间表。《卫报》（The Guardian）在2008年7月推出博客“100个月拯救世界”，借助科学研究和预测“估算达到世界末日临界点需要的时间”。这是154个月前的事了。世界末日已经过去54个月了吗？也许吧。但人们不禁想知道，在时钟时间期限内不停为气候危机设定解决进度，到时又不置一词敷衍过去，是否可能导致许多人无法或不愿去理解真实情况的严重性。
“只需遵从时钟时间生活，而忽略自然的时间紧迫性，这是一种特权。”
“我们不能说时钟时间不重要，”安特卫普大学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维杰·科林吉瓦迪（Vijay Kolinjivadi）告诉我。“在某些时候，这个度量标准很有意义，我们应该使用它。例如，你我决定在上午10点谈话。这种情况就必须用时钟时间。但当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时，问题就来了。”他继续说道，时钟时间“总是在迁就造成这场生态危机的生产、增长以及所有的一切，它们是罪魁祸首。”
时钟时间最感人的神话之一是，我们都以同样稳定的速度体验时间。事实并非如此。“未来已来，”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2003年有句名言，“只是分配不均。”将气候危机设定为已经定时的“避免灾难”闹钟，而忽略了那些已经在承受灾难的人们。现实的情况是，只需遵从时钟时间生活，而忽略自然的时间紧迫性，这是一种特权。”
每隔几年，密苏里河因强降雨而暴涨，洪水肆虐美国中西部，颠覆了数百万人的生活。1993年夏天洪水来袭时，《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当地居民疏散那晚的情况。“他几乎记得那晚的一切，河水上涨，他与妻子被迫离开住了27年的房子。但是，就是不能确定那天是什么日子。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离开时，水位26英尺高。”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他们用英尺计算时间”。
1992年，天体物理学家出身的作家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出版了小说《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小说虚构了年轻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梦见对时间的各种解释在他周围人们的生活中以多种方式呈现。在其中一个梦里，爱因斯坦看到一个无法测量时间的世界——没有“时钟，没有日历，没有确定的约会”。事件由其他事件触发，而不是由时间触发。石头和木材到达工地，就开始建造房子。采石工人需要钱，采石场就开始运送石头……车厢里挤满乘客，火车就离开班霍夫广场车站。”在另一个梦里，时间可以测量，但标准是“睡意和睡眠的节奏，饥饿的再次出现，女性的月经周期，孤独的持续时间。”
最近文学艺术领域有许多人尝试重新想象时钟及其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2020年底，艺术家大卫·霍维茨（David Horvitz）展出他创作的一系列时钟，其中一个是根据心跳频率对准的时钟。另一位艺术家斯科特·思里福特（Scott Thrift）开发出一种名为“今天”的时钟。它将一天时间简化为黎明、中午、黄昏和午夜，而不是秒、分和小时。走动速度只有普通时钟的一半，一天只转一整圈。
巴斯蒂安提出一个对气候危机时间性更灵敏的时钟，比如根据濒危海龟数量水平对准的时钟，这种动物已经在太平洋生活了1.5亿年，但现在由于温度变化而有灭绝之虞。这些建议与其他建议的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除了我们极为珍视的抽象时钟时间外，还有更多方法来安排和同步我们与周围的世界。
“他们受限于自己的创造力和胆识。
他们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阿兰·莱特曼
时钟时间可能已经殖民了这个星球，但它并未完全摧毁其他计时传统。某些宗教与扎根于自然的时间保持着联系，如伊斯兰教的礼拜和犹太教的zmanim，他们的祈祷时间根据黎明、黄昏和星位等自然现象确定。这些事件的时间可以转换成时钟时间，但不由时钟决定。
在实施世界标准时间的地方，也有人不愿接受。比如全中国只用一个时区，即北京时间。而在北京以西近2000英里的新疆，根据北京时间，有时午夜时太阳才下山，因此许多维吾尔人仍在使用当地的太阳时。
许多土著社区仍在使用生态历，通过观察季节变化计时。例如，奥奈达湖畔的印第安人部落认为，在某种花盛开之时，就应开始耕作，设置陷阱诱捕冬眠中醒来的动物。与标准化时钟和日历格式相反，这些生态日历就其本质而言，反映并回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
莱特曼书中的最后一梦中，爱因斯坦想象了一个与我们的世界相差无几的世界，那里有一个“大时钟”决定着每个人的时间。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在供奉大时钟的“时间神殿”外排队，等候进入神殿并向它鞠躬。“他们静静地站着，”莱特曼写道，“但内心愤懑不已”。因为他们必须观察这个本不应该被测量却被测量的物件。他们必须眼看着几分钟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在精准地流逝。他们受限于自己的创造力和胆识。他们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1年6月3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