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当我开车在北京拜访官员和知识分子时，我不断听到同样的讯息。在我的经验中，唯一可以真正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或官员，就是当他（她）送客人上车的这段时间。周围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时间做任何评论，一句话就足以传递很多信息。我听到的话是这样的：“要时刻记得，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想法。但在得到官方认可后，这一概念被用来传达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信息——中国注定要被西方政治社会模式同化的话题已经幻灭。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将走自己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前进道路。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是围绕文化而不是围绕政治组织起来的。当国家与某一文明相联系，其首要任务是保护特定的文化传统，其范围包括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地区。
在印度，我与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总书记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的一次交谈后，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德里的一次会议后，他说：“从现在开始，亚洲将统治世界，一切将改变。因为在亚洲，我们有文明，而不是国家。”
变化的确切性质并没有表述。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外侨民的作用。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新印度将与在美洲、英国、海湾等地区的大量印度侨民加强联系。比如，为什么不说奈保尔（V.S. Naipaul；编者注：英国著名作家）是印度作家呢？因为他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伦敦。可即便如此，他表达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还是很印度。
当国家与某一文明相联系，其首要任务是保护特定的文化传统。
对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文化纽带可能比单纯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更为重要。正如印度最近的《公民身份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所体现的那样，文化甚至可能决定谁能获得印度公民身份。该法案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非穆斯林移民印度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这与占居该国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日趋一致：虽然你不需要是印度教徒才能成为印度人，但你确实必须要了解、尊重甚至崇拜印度教的方式。
通过肯定印度是一个文明国家，莫迪政府将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描述为危险的角色，一个试图以印度是否符合外国制度来衡量该国是否成功的西化势力。国会提出的思想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态度：世俗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文化舶来品，印度必须从这两者之中解放自己。国民大会党提出的世俗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的主张太过明显以至于不需要太多辩解。这些主张被视为印度必须从中解放自身的文化输入。奈保尔曾说印度是一个受伤的文明，他可能说得有道理，但当代印度是一个正在重新找回自我的受伤文明。民族国家是西方的发明，自然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文明国家则是西方的替代品。
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印度大选中大获全胜，在议会下院又夺得300多个席位。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态度的强大力量。正如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说，莫迪说服了选民，让他们相信，应该奋起反对本质上由英国化精英组成的权力结构。西方的宽容哲学已成为蔑视印度教的象征和实践。曾几何时，这种自由主义哲学一度盛行。在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许多独立运动都完全支持这种观点，使用人权和法治的语言反对欧洲殖民者。
图源：Moonassi
可以说，现在发生的转变更深刻、更彻底。文明国家的捍卫者们指责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假象，把他们的起源掩盖在了所谓中立原则的表象之下。他们认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经结束，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我们只为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发声。
“民族国家是西方的发明，自然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文明国家是西方的替代品。”
文明国家的世界是自然的政治世界。想想国家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扩张的。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出了一套组织社会关系和集体权力的成功模式，它将倾向于吸收其他邻国。随着新的财富形式的扩大和集中，社会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神话将被创造出来，艺术和科学也将繁荣起来。在它的统辖范围内，一些可能性将被开启，而另一些可能性则会被不可挽回地关闭。一种观察世界和解释人类状况的生活方式将得到发展。在这个领域之外，其他国家将提供替代选择，但由于这些替代选择反过来是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文明共域，从属于文明形态。
现代西方打破了这种模式。按照过去的观念，西方政治社会对自然科学的盲目追求奇怪地错位了。就像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一样，他们希望其政治价值观也具有“普世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有机会怀疑这一点是否真的曾经实现过——他们需要做出巨大努力对其政治价值观进行抽象和简化。
西方文明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准确地说，它根本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更接近于一种操作系统。它没有丰富的传统和习俗，也不追求宗教教义或愿景。它的原则是广泛且正式，通过一个抽象的框架来探索不同的文化可能性。西方价值观植根于宽容和民主，并不支持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反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宽容和民主并不会告诉你如何生活——它们建立了一些程序，根据这些程序，那些重大问题以后可能会得到解决。
由于文明国家的核心是促进和捍卫一种生活方式不受其他选择的影响，现代西方政治社会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其所捍卫的价值观本应是“普世”的，但在实践中，“世界国家”的理念从来都不是很受欢迎。毕竟，这些“普世价值”有足够的普遍性，为执行上的差异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而且它们是如此抽象，以至于使许多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来决定。
民族国家的概念允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多元化，但是，“普世价值”提供每个国一个实现自治的宪法框架。这些“普世价值”代表了对文明国家的否定，肯定了尝试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普世价值”一旦得到广泛接受，则可以帮助建立全球机构和规则，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国家”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假想，但世界社会似乎在进步。
“文明国家的捍卫者们指责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假象，认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经结束。”
但随后，文明国家发起了反击。西方“普世主义”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许多生活在亚洲或非洲的人来说，西方价值观似乎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在自由社会里，有关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被保留的承诺是一个致命的自负。如果土耳其、俄罗斯输入一整套西方价值观和规则，他们的社会很快就会变成西方世界的翻版，失去文化独立性。虽然这个过程被视为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代价，但仍难以摆脱文化同化的骂名。不过最近，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只有模仿西方模式， 才能获得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其次，第二个难题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和规范仍然需要被解释和执行，而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自负地承担起这一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这样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都是由西方政治和学术权威最终决定其合法性。似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印度教徒报》的一篇社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但纽约、华盛顿或伦敦的主要报纸却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文化同化就意味着政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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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表面上看，我们回到了一个文明国家的世界，那么根本原因就会是世界文明概念的崩溃。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基于这一认识，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最直白的一段话是：“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亨廷顿认为，西方世界以外的每个人都自然地将“同一个世界”的概念视为一种威胁。
我相信亨廷顿是对的，但只说对了一半。的确，俄罗斯、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西方文明的概念，认为其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非“普世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智力认定。如果西方觉得有资格使用国家权力工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使用军事力量）追求其特殊愿景，为什么其他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围绕自己的美好生活理念建设一个国家，一个富有完整文明的国家？无论如何，他们的雄心都温和得多，只是想在众多备选中提供一种选择。
亨廷顿没能看到的是，西方对“世界文明”的幻想并没有彻底消失。我们没有回到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世界，即使是在《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里，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完全现代化和技术化的世界。在这里，距离已不再足以将不同的文明相隔，边界也只是从前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同的文明在愿景上不具有普遍性，但在现实中却有着共通性；它们也许会在全球权力上展开竞争，但它们却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
“欧洲可能一直确信它在建立一种‘普世文明’。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在建立自己的文明。”
文明国家的回归给西方带来了一个微妙的问题。要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社会已经为了“普世计划”牺牲了他们的特有文化。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曾经丰富多彩的传统和习俗，找不到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他们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却无法告知我们应该做什么。特别是在欧洲，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整个地球建立了一个“普世”的框架，难道我们现在应该是唯一采纳这个框架的人吗？
对这一问题，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在欧洲有这样一批人，用流行点的词来说叫“民粹主义者”，他们想希冀时光倒流，让一切恢复到传统基督教社会的样子。但更多的人认为，即使世界其他地方走不同的道路，世俗的欧洲文明的核心仍将有效。欧盟正在被重构成一个文明国家，一个聚集了所有遵循特定的价值体系的人们的政治实体。并使用政治工具，保护欧洲文明不受敌人攻击。“普世的”规则框架则根据不同目的而翻新。以前，它的羽翼下可以接受每一种世界文化，但现在它簇生了一种特定生活方式：不受约束、自由、超然，唯美。从对日渐抽象和薄弱的规则框架的执着中解放出来，欧洲自由主义可以专注于发展自身所包含的具体可能性。这主要是艺术家、作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
欧洲可能一直确信它在建立一种“普世文明”。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在建立自己的文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困难且痛苦，但似乎不可避免。欧洲的政治家们开始宣称欧洲是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种转变。与其说他们是在捍卫民主或人权等普遍价值，不如说是越来越多地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并反对其他可供选择的任何生活方式。这成了一场有赢家和输家的竞争。这块希望超越文明逻辑的大陆，却非常接近于皈依文明逻辑，美国亦是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文明国家将取得完胜。
校 | 刘馨蔓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6月15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