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认为,机器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机器不能像人平常那样有意识、有智能、能感知等等——因为具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而机器并非活的生命体。这一反驳的支持者有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休伯特·德赖弗斯(Hubert Dreyfus)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本文首先阐明了这一生物学反驳的实质与意义,然后论证这一反驳在当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立场。

王小塞
Sebastian Sunday Grève

德国学者,于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居北京。研究近著有文章《图灵的人工智能哲学》(Turing’s Philosophy of AI)、《论悖论的本质与逻辑》。通俗读物近著有文章《人工智能的第一哲学家》(AI’s First Philosopher)、《尼采与机器》(Nietzsche and the Machines)。

2025-05-08

阅读时长26分钟

#哲学·文明

1.   引言

在图灵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中,有一点屡屡引起他的关注,用他的话说,智能是一个“感性概念”(emotional concept)。他这样写道:“一个东西在我们眼中表现出了多高的智能,既取决于这个东西本身的性质,也同样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和识练”。在图灵看来,想要客观理解数字计算机的完整潜力,这是一项重要且根本性的阻碍。可以说,他1950年发表的那篇名作《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主要想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这一理解无误的话,那么图灵其文唯一未能论及的反对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或许就是:机器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智能,因为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本文将这类观点称为“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

图灵业已论及的各种反对观点中,和生物学反驳最接近的,是来自意识角度的反驳——认为机器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智能,因为机器没有意识。这种反驳吸引到的关注一直以来要比生物学反驳多得多,但这一关注点似乎是有转移的可能的,特别是生物学反驳能应用的范围其实比意识角度的反驳更广。

生物学反驳此前鲜有讨论,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的想法受到科学定义的固化,自然而然地认定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与之不同,机器意识的概念不仅长期活跃在科学界,还一直挑动着大众兴趣。要我说,恰恰因为“机器不可能是生命体”的观念在大众直觉中根深蒂固,才让生物学反驳显得无比必要,成了不接受强人工智能的人最后的护城河。

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更一般的形式是:机器永远不可能具有心智能力x ,因为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有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即便是现有的最厉害的人工智能,依然不是真正有智能,不是真正知道或理解任何东西,或者不是真正在创造、学习、玩乐等等。这种想法不无道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上,这种想法之所以经久不息,一大原因在于,现在的程序无论多厉害,都不能很好地区分事实与虚构,表现之差常常能到惹人发笑的地步。而这背后更一般或者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在谈机器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智能、不可能真正地感知、不可能真正地感受悲喜等等时,按我的经验观察,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机器在这些方面永远不可能和人类一样。

正因如此,也许生物学反驳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例证,就是从人类心智的角度做出的。换句话说,人类通常怎么有智能、怎么有意识、怎么能感知等等,这全部方式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心智(human mindedness),它囊括了一个人精神生活中通常会发生的一切,包括各种主观体验。具有人类心智,就是指完全像人类通常那样有智能、有意识、能感知等等。须澄清,我们这里定义的人类心智只是心智的一种,顾名思义,人类通常具有的那种。为行论述,我们大可先假定,这种心智虽然平常为人类所具有,却不一定是人类所独有。

由此可以得到生物学反驳的一般形式: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但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所以机器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写成推理的形式,便是:

生物学反驳(一般形式)

P1 只有活的生命体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

P2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

C 所以,机器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

我将论证,随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任务和活动上的表现达到人类水平,人类例外论将日渐失守,最终倒向一般版本的生物学反驳。

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交代本文所说的“机器”或“人造系统”指什么。因图灵所开先河,相关讨论长久以来都以这些词语狭义指代数字计算机,即我们当今绝大多数计算设备所属的这类经人工设计制造、运行程序的设备。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将沿袭这一惯例,只额外再增加一条限制:这类人造物的核心构成材料必须是非生物材料,例如硅或塑料。当然,这一限制并不排除使用这些材料构造出生命体的可能性(更多相关论述详见第六节)。

本文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至五节,具体阐明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最后讨论戈弗雷–史密斯(Godfrey-Smith)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支持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的论证。

第二部分为第六至九节,受图灵的观点启发提出论证,援引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论证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在当下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立场——尽管直观上看我们似乎确实不知道P2 (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是否为真,但就算戈弗雷–史密斯的论证充分有力,就算生物进化论给了我们相信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的理由,我们也依然有理由认为,我们对P2抱有某种出于感性的偏爱,且这种偏爱实际上削弱了P2的理据。

2.   历史背景

约翰·塞尔对强人工智能的批判,隐含了生物学反驳作为前提。在他有名的 “中文房间”思想实验中,他写道:“借助人类所用原理之外的某些化学原理产生意识、意向性等,兴许不是没有可能,”但至于这实际上可不可能,则“只是一个实证问题,就像问光合作用能不能不用叶绿素实现一样”。塞尔认为,人类心智有可能由化学构成不同于人类的生命体实现,但不可能由生命体以外的事物实现(也即P1)。这蕴涵的一个推论便是,人类心智不可能由机器实现,因为他假定了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即P2)。塞尔后来将自己的这一观点称作“生物学自然主义”(biological naturalism)。

生物学反驳的另一大支持者是约翰·卢卡斯,他的文章《心灵、机器与哥德尔》(Minds, Machines and Gödel)大抵是第一次有人试图讲清图灵当初面对所谓的“数学反驳”给出的回应中究竟缺了什么东西——虽然在我看来,其实什么都不缺——他这样写道:

无论我们造的机器有多复杂,只要它是一台机器,它就会对应于某个形式系统[即基于有限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而得到的东西],而凡是形式系统就逃不开哥德尔程序,就会包含在系统自身内部不可证的公式。这个不可证的公式,

交给机器无法产出为真,但用心灵却能看出其为真。因此,机器仍然不能胜任当心灵的模型。这是在给心灵造一个死的机械模型,但心灵其实是活的,永远要比形式的、僵化的、死的系统更胜一筹。

很明显,这表达的正是生物学反驳。卢卡斯的观点是,机器不可能与人类心灵完全一样——更具体地说,不是每一件人类心灵能做到的事机器都能做到——因为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

生物学反驳还有一位影响力同样不小的支持者是休伯特·德赖弗斯,他的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s Can’t Do)就把生物学反驳当作一项隐含前提。

比如他提到:

[人类的]实践……除非用生命本身,无法以任何形式加以解释……任它什么东西,只要没把人类这种形式的生命也给形式化了,就不可能实现人工的智能,这一点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人类这种形式的生命编不了程……把人类的生命给形式化是没有可能的。

从生物学反驳出发,当然会与现象学传统下的一些分支走得很近,这些传统正是德赖弗斯着重汲取的思想来源。可以看到,现如今更新、更明确的关于生物学反驳的表述,的确发源自这些深远的思想传统。

 

3.   心灵—生命连续性

前面提到,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即P2)的观念在人们的直觉中根深蒂固,这才让生物学反驳自然而然成了不接受机器真正有智能、有意识、能感知的人最后的护城河。前面也已经解释到,本文所理解的“真正有智能、有意识、能感知”,指的是在这些方面与人类通常一样;而本文所说的人类心智,指的正是如何达到这些方面的全部方式的总和,换句话说,就是通常在一个人精神生活中会发生的一切。在这所有论述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即P1),就得到了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

其实,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P1)这一主张由来已久。许多当代学者注意到,起码在笛卡尔之前,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学者中一度非常自然且普遍,并且时至今日也有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一直为这一主张辩护。想要理解这一主张是怎样得到辩护的,戈弗雷–史密斯对两种心智—生命连续性的区分值得一提,本文将其分别称为浅层连续性(shallow continuity)和深层连续性(deep continuity)。

浅层连续性观点认为,“任何具有心灵的东西都是活着有生命的”。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人类心智,一切心智都以活着有生命为前提,或者说,活着有生命是具有心智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就坚持这一观点。戈弗雷–史密斯论证称,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都曾为这一观点辩护。他还正确地指出,这一观点所蕴涵的一个推论是“人工智能之前必须先有人工生命(或者取极限情况,二者同时出现)”。不出所料,大量人工生命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受克里斯托弗·朗顿(Christopher Langton)影响的研究者,都认同这一观点,毕竟朗顿对人工生命这一领域最初的界定就是“合成生物学方法:人工生命不是尝试将生命体拆开,而是尝试将生命体组合在一起”。

深层连续性观点则认为,“生命和心灵有着共同的模式”。戈弗雷–史密斯起初明显是认为,深层连续性观点以某种方式蕴涵着浅层连续性观点,所以才冠之以“强”(strong)和“弱”(weak)这样的术语。然而从逻辑上看,显然我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两种观点彼此的关系。实际上,如今的戈弗雷–史密斯就已改弦更张,认为这两个观点在任何有用的意义上彼此都不存在蕴涵关系,特别是他现在认为,某些无生命的机器也可能具有心智,这便有违浅层连续性的观点。不过,他依然倡导深层连续性观点,提出生物学表明,至少就具备原始认知这一点而言,单细胞生物是有心智的,并且多细胞生物正是在此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出于这一原因,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的术语“深层连续性”或许更为妥当,不说“观点”只说深浅,字面上就没有了一个观点蕴涵另一个观点的暗示。在此小结这两种观点及其在后文中的称呼:

浅层连续性(Shallow continuity):具有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

深层连续性(Deep continuity):心灵与生命具有共同的抽象模式。

如果单拿浅层连续性出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它直白易懂,然而大多数认可浅层连续性的学者都以先接受深层连续性为基础的。

这类学者的典例是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生命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Life)中,约纳斯写道:“有机体即使形式再低级也是心灵的前兆,而……心灵即使本领再高强也是有机体的一部分。”近年来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学者,大概是心理学家、现象学家托马斯·富克斯(Thomas Fuchs),他提出过这样的论证:

意识的首要功能,是维持稳态从而维持生命体的活力,体现出来就是饥饿、口渴、疼痛或快感。由此产生了身体的自我体验,即生命感(sense of life),它是所有更高级的心智功能的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意识,也没有思维……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才有意识,才能感知、感受乃至思考。

富克斯认为,意识是作为生命体深层次生命机能的一部分自然产生的,这表明他支持深层连续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认可浅层连续性,如上述引文最后所说,他认为唯有通过生命这种方式,心智才能得以维持。

此外,富克斯还认为所有机器都不可能具有生命(即P2),他由此提出了一种比人类心智版本更广的生物学反驳,认为机器不可能具有任何形式的心智,因为其前提是机器要活着有生命。因此,富克斯实际上甚至否认了计算机能够计算。

 

4.   自生系统与生成主义

福克斯援引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中的生成理论(enactive approach),来支持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P2)的主张。他明确提到,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因为机器不可能是自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自生生命理论在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版本是,在物理上建立一种适应性、自我生成的组织,是成为一个独立生命系统的充分必要条件。

与富克斯不同,大多数自生理论的支持者似乎并不认为,机器不可能是自生系统就意味着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并不认可P2。

然而,无论是自生理论,还是由其开启的更广义的生成理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重要主张:活着有生命足以形成认知或原始认知。虽然也常常有人一并主张“活着有生命是形成认知的必要条件”,但后一主张在自生理论中发挥的作用已非举足轻重。所以,尽管这一系列理论不需要承诺浅层连续性(“具有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但它们享有的共同主张——活着有生命足以形成认知或原始认知——却包含了对深层连续性(“心灵与生命具有共同的抽象模式”)的重要承诺。后文将展示,自生派的理论因此与这一观点联系密切——具有人类心智前提是活着有生命(也即P1)。

考虑到下一节将探讨戈弗雷–史密斯的论证,有必要在此先补充一些理论背景:

自生理论对其后关于心灵的生成理论的贡献,是它提供了认知的最简范式。最简范式认知也有人称“原始认知”(proto-cognition),像大肠杆菌等单细胞细菌趋利避害的运动就是原始认识的典例。生成主义者提出了许多论证,主张认知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心灵(包括意识、意向性、感知等),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心智,是把同一条本来属于微生物层面的原理应用到更复杂的个体系统内的结果。

在心灵哲学领域,汤普森一直跻身于开发一种借助现象学传统——尤其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生成主义理论,希望证明对生物学的充分理解可以预防或解决许多关于心灵的当代形而上学问题,包括解释鸿沟、意识的困难问题以及心理因果性。

从好的一面看,生成主义最初的信条“认知不是让一个预先给定的心灵去表征一个预先给定的世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意在表明的是,无论是认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灵,都是“世界的生成(或者说上演)”,是个体系统在其环境中开展互动的互动史的结果。正如埃塞基耶尔·迪保罗(Ezequiel Di Paolo)近期所说:“如果生成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心灵不在头脑之中,而是在身体持续运转行动的活动之中。”

5.   一种角度:进化何以支持P1

戈弗雷–史密斯的观点和论证目标,与自生理论和生成主义传统下的学者,可谓殊途同归。尽管他对自生理论不乏批评,但他也不避谈自己受到了包括汤普森在内的自生理论和生成主义研究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强人工智能的问题上,戈弗雷–史密斯的批判与生成主义立场完全一致。

戈弗雷–史密斯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一个活着有生命的智能体在心理上的所有相关性质,可不可能放在一个无生命的人造系统中实现”。考虑到他格外关注的是这一问题放到人类身上的情况,可以说他实际上是在追问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是否为真。他根据深层连续性观点,借助生物学依据,论证认为它有可能为真。

然而,戈弗雷–史密斯却拒斥P2(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为真。因此,人造系统没有生命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为了论证而预先假定的。按照他的看法,这一假定有必要,不然像机器可不可能习得人类心智这样的问题,就可能“等于是变相地在问关于人工生命的问题;等于是在问,一个不由通常的生物材料构成但却具有生命的系统可不可能存在”。他觉得这倒不是没有可能,但他的关注点并不在此。他关注的是明确不考虑P2(机器可不可能具有生命)的情况下,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是否成立。

戈弗雷–史密斯一个重要的批判性目标,是探清乃至打消围绕身心问题存在的充满误导的直觉观念。在他看来,产生这些观念的根源是用过于简单粗暴的方式看待物理活动,尤其是涉及生命系统的纳米尺度上的物理活动。与之相关的建设性目标,则是构建一套详细的关于心灵的本质及其起源的进化论解释,部分目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物质来说……按照能产生主体性的方式去组织自身是与生俱来的”。

在本文中,我将特别关注戈弗雷–史密斯所做的批判,即“对于一个在物理构成上如强人工智能情景所设想的系统,没有理由认为,它可能具有人类所具有的那种主观体验”。戈弗雷–史密斯支持这一主张的论证可以简化如下:

首先,假定功能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特定一类心灵状态之所以为此类心灵状态,不在于其内部构成,而在于其心理功能。故而,同一类心灵状态可以通过多重方式来实现,包括藉由多种物理状态来实现。

第二,生物是唯一明确无争议具有心智的事物。

第三,生物学不止揭示了心智——至少以认知或原始认知的形式——可以达到单细胞生物的层面(参见上一节中大肠杆菌的例子)。进化生物学进一步揭示出,一切多细胞生物,包括所有人类和所有非人类动物,都是在此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因此,任一生物,其所有已知类型的心灵状态的功能谱(functional profile),都能达到这一深度,换句话说,都可以达到比细胞更低的层面。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活着有生命的智能体在心理上的所有相关性质,都可能在无生命的人造系统中实现。或者,用戈弗雷–史密斯的话来说,一个人造系统“要么还将停留在比有生命系统更简单、‘更单薄’的水平,没有我们在有生命系统中看到的那种普遍而广泛的自我的产生,要么就将接近于实现一种人工的新陈代谢”,言下之意,即是接近于有生命。

以上就是戈弗雷–史密斯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所持的立场。尽管他没有接受P2(“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为真,但他为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

6.   两种反驳:直觉不足以支持P2

本文倾向于接受戈弗雷–史密斯支持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的论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照理说我接下来应该探讨生物学反驳的另一个前提P2(“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然而,事情在我看来要比这更加复杂。具体原因暂且按下不表,这里先简要概述两种支持“机器有可能具有生命”的回应。

第一种回应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即使是生物学家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些理论对生命的定义,例如自生理论,并没有明确排除比如说一个硅制仿真机器人也有可能符合其界定标准。当初人们以复合短语“自生机器”(autopoietic machine)的形式,首次引入自生作为生命的定义,大抵既非机缘巧合,也非无心之失。

第二种回应是,其实有理由认为,硅在特定的化学环境下有可能充当生物化学的核心,替代碳在地球上的作用。例如,已经有人论证,硅可以在基于硫酸的生化环境中实质上起到杂原子的作用。因此,一个东西是硅基并不一定将其排除在生命之外。同样,也已经有人提出理由,认为碳基生命体可以成功运行由外部的硅基非生命体所施加的计算机程序,包括学习算法,并且还可以将其内化。因此,一个东西是人造计算机也并不一定将其排除在生命之外。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硅基物有具有生命的可能,并且数字计算机也有具有生命的可能。这便相应地佐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台硅基的数字计算机(一台机器)有具有生命的可能。

需要澄清的是,在机器可不可能具有生命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两种可能回应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都有望推动研究者就这一问题做出科学论断。但眼下,这两种回应揭示出的主要问题是,尽管P2——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看上去符合直观,但我们对它的真假其实一无所知。

7.   鸵鸟心态

在我的心目中,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在当下实际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立场。也就是说,也许这一反驳最终是正确的,但就目前而言,没有道理相信这一反驳。它之所以在当今如此有吸引力,恰恰是碍于一种夹杂了无知与感性偏爱的心态。因而在我看来,这一心态所反映的对强人工智能的排斥,正是图灵 1950 年的文章中业已提及的一种反驳的变体——他称之为“‘鸵鸟心态’反驳”(“heads in the sand” objection)。在那篇文章论及的各种反驳中,这可能是最奇特的一个,而且也无疑是人工智能哲学家们最常忽略的一个。我们不妨一起看看。

图灵是这样表述这一反驳的:“机器有了思维的后果太过可怕,我们要相信机器做不到这一点,但愿但愿。”图灵注意到,很少有人会这么清楚直白地表达这一观点。说得再确切一些,这一观点甚至很少明确出现在意识中,因为要是它真的出现,但凡有理智的人就会意识到它作为一个论证来说问题多么大。然而,图灵准确地指出,这一观点“影响着几乎每一个对这个问题[即机器有了思维的后果]有过思考的人”。他察觉到,人类内心中存在一种广为流传、根深蒂固的执念,想要声张人类在某些方面比所有世间之物都更优越。图灵遂以相当幽默的口吻评价道:“我看这个观点缺乏实质,用不着反驳,安慰可能更合适。”

图灵指出这种心态广泛存在可谓是一针见血,而他评价这种心态所造就的荒唐情形——安慰比反驳更合适——也是鞭辟入里。如果这种鸵鸟心态确如图灵所说,在1950年就已存在,那么今时情形略同往日,倒也不算奇怪。把图灵的看法放到今天,有两点格外值得注意。

第一,图灵当时有过一个合理的推测,他认为鸵鸟心态背后的根源,人类内心中那种想要声张自身优越性的执念,“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很可能异常强烈,因为他们比常人更看重思维的力量,更倾向于把人类优越性建立在思维之上”。如今,人工智能表现出的潜力,在许多怀有种种能力的人眼中已然成为了棘手的问题,相应地,那种想要声张人类优越性的执念愈发广泛地遍布于各色人群,并且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思维,关注范围拓宽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心智。

第二,这种非理性的偏爱之所以产生,原因可能不只是恐慌。另一个经常和恐慌交织在一起的因素是鄙夷。对于一个给定的个体来说,恐慌和鄙夷这两种情感哪一种更剧烈,部分取决于其自身的信念。比如说,觉得机器潜力无穷的人,往往会对机器获得人类心智的设想感到恐慌;而认为机器天生存在局限性的人,则往往会对机器实现人类心智的想法嗤之以鼻。

正如前一节所示,关于生命和机器的本质,我们当下知道得还远远不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2——机器不可能具有生命。这足以表明,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或许是一种变相的鸵鸟心态,用这种理由反驳强人工智能,就如同在说:“机器活了有了生命的后果太过可怕,我们要相信机器做不到这一点,但愿但愿。”后面两节我将解释,明明我们并不知道两个前提的真假,为什么说我们对P2乃至P1都抱有非理性的偏爱。

8.   心理生物主义

最近几百年来,人类抱有的非人事物没有心智潜力的偏见,看上去已经有所减退。这种偏见大致上沿着传统的生物分类依级递减,到现在可以说正发展到最后阶段,即人类作为生命体对自己的同类表现出偏爱,我们不妨称之为“心理生物主义”(psychological bioism):

心理生物主义:具有心智能力x 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

从达尔文开始,科学界就已经逐渐认识到,其他动物物种,从黑猩猩到蜜蜂,也可能拥有明显的心智能力。但公允地说,人类大众普遍抱有的否认非人事物具有心智潜力的偏见,直到最近五十年才有了明显减退。例如,直到最近二十年,才有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提出,动物以外的真核生物也具有心智,尤其是真菌、植物和原生生物。这就相当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所表现出的那种无理由的对自己同类的偏爱,关涉范围不局限于其生物种属,还可以放大到其界属(即动物界)。因此,这种否认非人事物具有心智潜力的偏见,或许也可以叫做“心理界属主义”(psychological regnumism),或者再具体一些可称作“心理动物主义”。

分类等级

智人归属

该等级的

智人亲缘生物

 

举例

域 DOMAIN

真核域

非真核生物(如古生菌、细菌)

大肠杆菌、嗜盐古生菌

界 REGNUM

动物界

真核域非动物界(如植物、原生生物)

多头绒泡菌、捕蝇草

门 PHYLUM

脊索动物门

动物界非脊索动物门(如节肢动物、软体动物)

普通章鱼、西方蜜蜂

纲 CLASS

哺乳纲

脊索动物门非哺乳纲(如鸟类、爬虫类)

渡鸦、绿蠵龟

目 ORDER

灵长目

哺乳纲非灵长目(如偶蹄目、食肉目)

家犬、虎鲸

科 FAMILY

大猿科

灵长目非大猿科(如蜘蛛猴科、猕猴科)

东非狒狒、蜘蛛猴

属 GENUS

人属

大猿科非人属(如黑猩猩属、倭黑猩猩属)

倭黑猩猩、黑猩猩

种 SPECIES

智人

人属非智人种

直立人、尼安德特人

 表1人类否认非人类事物具有心智潜力这一偏见的后物种主义发展阶段

虽然我们目前的关注点是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偏见,但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论述也可以套用到人类对于人类同胞的偏见上,这种在人类物种内部否认其他群体心智潜力的物种内偏见,最主要的当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用表1,展示人类否认非人类事物具有心智潜力这一偏见的后物种主义发展阶段。

表中最左边第一列是生物学中使用分类等级,从小到大,从种到域;虽然人属之下的现存物种早已只剩现代智人一种,但表中依然保留包括了属这一等级。第二列是智人物种所对应的各级归属(例如,智人所属的属——人属,科属——大猿科)。第三列是在对应分类等级上与智人亲缘关系最近、后来分化至其他方向的生物(例如人属非智人种、大猿科非人属)。第四列则是相应等级上归属于第三列生物的物种举例。

举个例子,比如说从种这一级开始,那么,克服心理智人主义式的偏见,就首先意味着以一种相对不带偏见的视角审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人属之下,可能存在除智人种以外的生物具有心智能力x,例如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

接下来轮到属这一级,那么,克服心理人属主义式的偏见,就首先意味着以一种相对不带偏见的视角审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大猿科之下,可能存在除人属以外的生物具有心智能力x,例如黑猩猩或倭黑猩猩。

这样逐级类推,直到最后到域这一级,克服心理真核主义式的偏见,就首先意味着以一种相对不带偏见的视角审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有生物之中,可能存在除真核域以外的生物具有心智能力x,例如大肠杆菌或嗜盐古生菌。

但是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单纯因为生物分类的等级到此为止,这样的推理就也应该到此为止。相反,面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可以习得人类心智的观点,这种沿着传统的生物学分类等级展开的对于非人事物心智潜力的偏见,似乎正发展至其最终阶段——心理生物主义。也就是说,将前面的推理继续进行下去,到生物这一级,克服心理生物主义式的偏见,就首先意味着以一种相对不带偏见的视角审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有事物之中,可能存在除生物以外的事物具有心智能力x。

就目前而言,心理生物主义式的偏见——否认非生命体具有心智潜力——常常会构成人们对P1(“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的非理性的偏爱。

首先要看到,视具体情况不同,这种对P1的偏爱的产生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心理生物主义的一般版本实际就是浅层连续性观点。这个理由的适用情况是,偏见背后的核心观点刚好就是浅层连续性,富克斯和约纳斯都可以说属于此类(见上文第3节的简要讨论)。

心理生物主义的一般版本,或者叫“关于心智的生物主义”,可以这样定义:

一般化的心理生物主义(=浅层连续性):具有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

由此,一般版本的心理生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心智的生物主义”逻辑蕴涵P1,P1因而也可以叫做“关于人类心智的生物主义”。第二种原因是,面对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任务和活动上的表现达到人类水平,相较于其他种类心智的生物主义,关于人类心智的生物主义(即P1),自然也就尤其成为了人类例外论者最后的护城河。

其次,这种心理生物主义式的偏见是非理性的,并非基于理性推理或证据,这一点在前面的类推中看得很明显。更根本的是,这种偏见似乎是人类作为生命体对同类更一般的自然偏爱的一部分。我将在下一节集中讨论这一点。

9.   亲生物性偏见

根据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研究,亲生物情结(biophilia)即人类天生在感性层面上对其他生命体的依附感,他这样写道:“从婴儿时期起,我们就开始快乐地关注自身和其他生命体。我们学着将活物与死物区分开来,并像飞蛾趋光一样朝着活物走上前去。”这一概念已经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研究。威尔逊的总结非常精到:

亲生物情结,同其他的复杂行为模式一样,很可能受到先备学习和反先备学习——偏好学习某些反应或抗拒学习某些反应——规则的调控……这种情结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本能,而是由一系列学习规则构成的复合体系,只不过体系中的各条规则可以拆分出来、单独分析。由学习规则塑造的感受可以分出几组情感光谱:吸引—反感,敬畏—漠视,平和—惶恐。

不难看出,否认非生命体具有心智潜力的偏见(即心理生物主义),尤其是否认非生命体有潜力具有人类心智的偏见(即P1或者说“关于人类心智的生物主义”),有可能就源自这种感性上的偏向。威尔逊本人用他所谓的“亲生物情结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明确讨论过技术的问题:

亲生物情结假说进而主张,情感反应的多条线索交织成符号,进而构成了一大部分文化。这说明,当人类脱离自然环境后,那些亲生物的学习规则,并没有被现代的亲人造物规则所取代,而是在技术席卷人类社群进入的人造新环境中一代代延续了下来,诚有所退化,却仍时时显现。

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可以说正是这种亲生物情结的一种表现。的确,人们面对技术时这种感性的反应,看上去确实与威尔逊的描述如出一辙。如前文所说,这种反应在认为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即P1)的观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过,另一个前提(P2)“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也可以说体现着这种感性反应。

因此,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生物学反驳的这两个前提究竟是真是假,但由于受到这种亲生物情结、受到我们天生在感性层面上对其他生命体的这种依附感的影响,我们遂会对这两个前提产生一种感性上的偏爱。这种偏爱是我们在情感上对高等级的人工智能的一种反应,显现着我们在被科技卷入新环境后仍留存着的亲生物的偏好。可能有人会像戈弗雷–史密斯一样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并不能保证所有条件不变,但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来,大多数表现出这种偏爱的人——我想这也包括如今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考虑过戈弗雷–史密斯那样的论证。二来,即便这种观点在某方面很有利,其归纳推理也明显是值得怀疑的。这里展开说说第二点。

正如前文第5节中所示,戈弗雷–史密斯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生物功能做深度复制的人造系统,可不可能具有通常人类才具有的心智。在这一问题上,他认为,生物心灵的深层连续性——心灵和生命共同具有的那种抽象模式——深度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层面(即纳米尺度),这就让我们有理由认为,

人造的系统是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的;故而也就有理由认为,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即P1)。但我们也看到,戈弗雷–史密斯意识到了,深层连续性并不逻辑蕴涵浅层连续性(具有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也并不蕴含P1。相反,他用以支持P1的论证使用的是归纳推理的模式,而这一归纳是基于一项经验观察——唯一明确无争议具有心智的事物是生物(见第5节)。然而,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极快的速度不断融入社会,这一项观察可能很快就会被证伪。而且更要紧的是,考虑到这一观察有可能表达了一种出于亲生物情结的偏见——有可能是不乐意承认生物以外的事物也有潜力具有心智——就算这一观察真的成立,用它当证据强度能有多强,我们也要打个问号。

因此,戈弗雷–史密斯从生物进化角度做出的论证,并没有把生物学反驳从心理生物主义式的感性偏见的泥潭中给解救出来,相反,其论证自身也深陷其中。 

10.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一些主要的针对强人工智能的批判声音,相关学者包括德赖弗斯、卢卡斯和塞尔,这些批判包含了一种观点,本文称其为“生物学反驳”。这一观点主张,机器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因为第一,具有人类心智的前提是活着有生命(P1),第二,机器不是活的生命体(P2)。然后,本文概括了几条相关的理论脉络,自生论、生成主义、心灵—生命连续体的研究传统以及富克斯最近的研究,并阐述了戈弗雷–史密斯从进化角度支持P1的论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认可了戈弗雷–史密斯支持P1的论证,也赞同其对P2的拒斥。但本文最后指出,其论证所提供的证据强度薄弱,这不仅是由于其归纳的性质,而且也因为它和P1本身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包含非理性偏见的问题。最后,本文提出了一项更一般的主张,考虑到我们当前对那些关于生命、心灵和机器的根本问题所知甚少,本文认为,生物学反驳的两项前提的吸引力实际源于人类的亲生物情结,源于人类对生物、对自己当作同类的事物抱有一种非理性的——确切地说属于情感层面的——偏爱。

一个东西源于某种非理性的偏爱,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但它总是会让相关的科学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戈弗雷–史密斯的猜想是正确的,也许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生物功能做深度复制的人造系统,真的不可能具有通常人类才具有的那种心智,也许具有人类心智的的确确以活着有生命作为前提。但另一方面,也许我们会发现,满足要求的机器是有可能具有生命的。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些问题都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是生物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针对强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反驳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人类出于亲生物情结的偏见应该也会继续存在。心理生物主义式的偏见也是一种出于亲生物情结的偏见,最起码在一点上,我们应当尽量克服它,除非有一天我们掌握了更加深入的知识。倘若最后证明亲生物情结假说是正确的,那再想克服这种偏见,难度只怕是有增无减。但好在,我们本来也没有必要彻底消除这种偏见,只要适当地克制它,免得它过度影响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就已足矣——当然,这也非易事。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原标题为“The biological objection against strong AI”,作者授权翻译发布。参考文献从略。

译者:梁家铭,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元培学院PPE专业学士,研究领域为语言哲学、隐喻。喜好翻译、创作,累译英译中作品逾50万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