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世代以来，拉尔斯・米格尔・乌齐（Lars Miguel Utsi）的家族便扎根于瑞典北部小镇约克莫克（Jokkmokk），这里的人以牧放驯鹿为生。于我们多数人而言，那方土地或许只是一片苍茫无垠的雪域；但在乌齐眼中，这白雪覆盖的景致却有着精微的层次，他能精准辨识冰封地表上那些微妙的地貌特征，这些细节，维系着他世代相传的生计。
萨米人（Sámi）作为欧洲唯一获正式认定的原住民群体，已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他们的语言反映出与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如今仍在沿用的九种萨米语，有大量的词汇说“雪”：åppås 指未经踏足、不染纤尘的初雪，habllek 是轻盈蓬松、如絮似尘的粉雪，tjaevi 则为雪片粘连、难以挖掘的结团雪。
而他们用于形容驯鹿的术语更显精密，竟能依据性别、年龄、毛色、生育能力、驯化程度等多重维度进行细致分类——reandi 特指长角的雄性驯鹿，ruvggáladat 指代脱离鹿群的散鹿，čearpmat-eadni 专指 “当年痛失幼崽，却仍抚育着上一年所生幼鹿的母鹿”。
然而，即便是乌齐这样的资深驯鹿牧民，也已察觉到：他们的语言正随着地貌景观的变迁而消退。北萨米语（Northern Sámi）虽是他的母语，他却清晰感知到自身词汇体系的断层——有些词没能挺过代际鸿沟，悄然湮没在语言传承的长河里。“如果你与族群长者交谈，就能感知他们的语言是更丰富的——他们的语言里描摹自然、天地、动物尤其是驯鹿的词汇更多样。他们肯定还有更多和雪有关的词语。” 乌齐曾担任该地区的语言委员会主席，亦出任过瑞典萨米议会副主席。“这让我深感痛心。”他说。
有一个词格外示例了正在消逝的一切：北萨米语中的 ealát。乌齐解释道，这个词大致可译为 “驯鹿能够顺利寻得并采食地衣的理想环境条件”。它是一个近乎无法被精准转译的词汇，更是一种高度复合的文化概念，暗含着植物、积雪、地理、地衣与驯鹿等多重要素在某一特定时刻达成的和谐共振。但如今，“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因为我们已经极少能见到那样的理想情境了。” 乌齐如是说道。
约克莫克作为瑞典驯鹿牧业的核心枢纽，坐落于被称作萨普米（Sápmi）的广袤区域之内。这片土地横跨挪威、瑞典、芬兰北部，以及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Murmansk Oblast）的部分地区。世代居住于此的萨米原住民，尤其易受气候变化的冲击。科学家研究表明，北极地区的升温速率几乎是全球其他区域的四倍之多。
数百年来，驯鹿已适应了此地极端严酷的气候环境，演化出近似铲状的蹄部结构，使其能够拨开厚重积雪，挖掘出掩埋于下方的地衣及其他植被。然而，随着气温攀升，降雨取代降雪成为主导，地表逐渐冻结成坚硬的冰层，让驯鹿几乎无法掘地觅食。过早的融雪更引发了反常的季节性洪水，不仅阻断了驯鹿的放牧与迁徙路径，更直接摧毁了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供给。研究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驯鹿的栖息地面积已缩减约 70%，部分原因正是修建水电大坝而人为造成的洪水泛滥。这一系列连锁变化，既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也动摇了驯鹿牧业这一文化实践；而正是这一实践，数代以来定义了萨米人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萨米驯鹿牧民还在经历另一场同样严峻、却更为无形的抗争——语言的消亡。瑞典与芬兰近期先后披露相关计划，拟削减对 Sámi Giellagáldu 组织的经费支持。该机构的设立初衷，正是为了保护与传承萨米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将现存的九种萨米语言全部列入濒危语言名录：北萨米语（Northern Sámi）的使用者数量最多，估计约有两万至三万人；乌默萨米语（Ume Sámi）的使用者则被认为已不足五十人。尽管语言衰退的成因错综复杂，但萨米词汇的日渐消逝，实则映照出其整体生活方式的持续消解。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像乌齐这样的驯鹿牧民在字面意义上陷入了 “无言以对” 的困境，这恰恰预示着一种充满未知的未来：当那些你曾拥有专属词语去命名、去理解、去传承的事物逐一消逝，最终还能留存下些什么？萨米语言正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严苛的生存条件中逐步塑造而成的。倘若这些语言终将归于沉寂，那么随之消逝的，或许远不止词汇本身，更是一整套世代相传的深层知识与技艺——一种关于土地、气候、动物与生计的认知框架。
萨米人Per Henning Nutti和他的驯鹿，摄于1900年前后。(George Rinhart/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语言与自然的关联
科学家和语言学者都发现，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关联：生物多样性高度富集的区域，往往也是语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尽管这种共生关系的内在机制尚未被完全厘清，但二者显著的地理耦合性表明，生态、社会与文化等多重因素正共同塑造并影响着这两种多样性——二者正以惊人的速度衰退。这些多样性富集区，往往也正处于气候危机的最前沿——当动植物物种逐步消亡，语言、方言及独特的表达范式，亦随之踏上衰退之路。
北极或许并不像巴西亚马逊雨林或坦桑尼亚沿海森林那样，是显而易见的生物多样性 “热点区域”，但它在调节地球气候、稳定全球生命系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科学家常言：“发生在北极的一切，绝不会止步于北极。” 任何对其生态栖息地的破坏，都将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的连锁影响。
原住民社群与其世代栖居的土地之间，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纽带。这种紧密联系体现在他们所说的语言上：他们言说地貌的方式，他们如何表达语言自其生发的信念和习俗。当原住民与土地的联结被割裂，语言也随之凋零。
以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Vanuatu）为例。该国拥有全球最高的语言密度——在约4707平方英里的国土上，分布着110种语言。与此同时，这里也是138种受威胁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更是对海平面上升及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极为敏感的国家之一。科学家警示，气候危机正成为压垮许多原住民语言的 “最后一根稻草”：随着沿海社区被迫迁移，这些语言赖以存续的社会语境与生态根基也将分崩离析。
当社群无法再依托故土维系生计，迁徙便成为必然选择；而在全新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母语也将失去存续的土壤。这种迁徙，不仅意味着母语在时光中悄然式微，更意味着语言所承载的所有智慧，也被一并遗弃。相关研究亦表明，在诸多情形下，当一种语言因经济或社会因素走向衰落，人们对土地的守护意识与责任担当也会弱化。语言一旦被舍弃，其承载的传统生态智慧便失去了传承的载体，难以为继。
“我们的语言与传统实践，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亚利桑那州锡比丘（Cibecue）迪什奇比科（Dishchii’bikoh）部落管理学校的一位社区领袖，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坦言，“在诸多方面，语言是我们描述事物、传授道德教诲、表达自身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意义的载体。自从我们的传统语言日渐式微，我们的传统生态知识也变得愈发脆弱。”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社群开始指出语言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表明，人类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旁观者，而是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绘制世界多样性的图景
20世纪90年代初，当自然保护主义者持续警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衰退之际，语言学家路易莎・马菲（Luisa Maffi）正致力于世界语言流失问题的研究。她逐渐意识到，这两种看似孤立的趋势，或许存在关联。“突然之间，我豁然开朗：这些都是地球生命多样性的不同呈现形态，” 马菲在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居所接受采访时坦言，“既涵盖自然界的多样性，也囊括人类文化与语言的多样性。它们彼此勾连、相互嵌套、互为依存，因此，一方的变迁必然会牵动另一方的走向。”
她很快发现，自己并非唯一洞察这一关联的研究者。早在1988年，第一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在巴西贝伦（Belém）召开时，便已明确宣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1995年的另一场会议上，马菲结识了自然保护学者大卫・哈蒙（David Harmon）。彼时，哈蒙已收集到关于这一 “趋同的灭绝危机”（converging extinction crisis）的系统数据。两人随后携手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Terralingua，该机构以 “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为核心纲领——由他们普及的这一术语，表达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彼此交织、不可剥离的关系”。
在当时，全球语言相关的系统性数据极为匮乏。为数不多的权威资料来源之一，是始于1951年的《民族语》（The Ethnologue）数据库。然而，语言瞬息万变，对于语言边界的界定，人们始终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为此，Terralingua 研发了 “语言多样性指数”（Index of Linguistic Diversity），并在网站上将其定位为 “首个对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化趋势进行量化测度的指标”。该指数显示，1970年至2005年间，全球语言多样性下降了约 20%，其中原住民语言所受冲击最为剧烈。当这一数据与生物多样性指标对照时，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浮出水面：语言流失的轨迹，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衰退态势高度契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 “地球生命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显示：同一时期内，全球动植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约27%
Terralingua 的语言多样性指数，基于哈蒙与乔纳森・洛（Jonathan Loh，专注全球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研究的科学家）此前的研究。这些研究早已指出全球语言多样性的存续状况，与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态势之间的关联。2012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及高生物多样性的荒野区域，孕育了世界上约 70% 的语言。这些语言往往具有高度的地域特异性，且普遍面临灭绝风险；研究同时指出，全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正经历着同步的衰退进程。
“我们能够证实，全球约四分之三的语言，集中分布在仅占地球陆地面积四分之一（不含南极洲）的高生物多样性区域。”该研究的合作者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景观建筑、地理、非洲研究与人类学教授拉里・戈伦弗洛（Larry Gorenflo）说道：“在部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语言多样性的密度之高，近乎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戈伦弗洛看来，语言多样性可被视为衡量更广义文化多样性的核心指标——而后者在学术领域向来难以精准界定。“长期以来，人类学被视作研究文化的社会科学。但事实上，学界始终未能就‘何为文化的本质究竟’达成共识。语言多样性正是我们目前用以衡量文化多样性的指标。”他说道。
然而，语言与自然关联背后的理据，尚未厘清。戈伦弗洛在访谈中告诉我，既有研究认为，资源富集的地区往往催生出更为多样的语言，因为人们必须要适应更复杂的环境；另有人主张，相对充裕的资源降低了社群在危机时刻分享资源、彼此沟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亦有研究表示，这种语言—生态的共生现象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且因地而异。正因如此，戈伦弗洛反复强调进一步研究的迫切性：“理解这种联系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改变我们处理原住民群体与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之间关系的方式。”
语言与生态智慧
语言学家估计，全球共有约8324种语言；根据《民族语》的数据，其中仍在使用的约有7164种。然而，全球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口分布却极不均衡：全球约80亿人口中，超过半数仅使用25种语言；其余约 7139 种语言，只有极少数人使用。约半数语言的使用者规模不超过一万人，其中数百种语言的使用者甚至不足十人。
《民族语》执行主编加里・西蒙斯（Gary Simmons）指出，全球范围内平均每40天就有一种语言消亡。语言学家肯尼斯・黑尔（Kenneth Hale）曾形象地将语言的消失比作 “向卢浮宫投下一枚炸弹”，因为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形态与 “智识财富”。随着儿童不再习得这些语言、老一代使用者相继离世，语言消亡的速度预计将进一步加快。更令人忧虑的是，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语言主要以口语形式存续，因此绝大多数已消失的语言并未留下任何记录。然而，正是这些濒危语言，彰显了人类的多样性之美，以及人类心智的可塑性：有些语言擅长描摹草药医药学知识，有些精于天文观测记录，有些则围绕海藻、潮汐与海岸生态构建了完整的表达体系。
语言是代际传承的智慧容器，而这份智慧往往蕴含深刻的生态内涵。在加拿大西部与美国部分地区，原住民语言中的特定表述，能精准指示野生植物的最佳采集时机；澳大利亚原住民依据本土树木的开花信号界定季节，并据此发展出精细的火灾管理技术，有效控制山火风险。传统萨米历法将一年划分为13个月，其划分依据是特定时段内植物生长与动物活动的自然节律，例如 “驯鹿幼崽月”（miessemánnu）与 “驯鹿换毛月”（borgemánnu）。而最能凝练人类与自然内在关联的，或许是拉科塔语中的短语 “Mitákuye Oyás’iŋ”——既指代 “我所有的亲族”（涵盖人类与非人存在），更传递出 “万物彼此相连” 的深层世界观。
许多濒危语言中，都沉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对生态平衡必须永续维系的深刻认知。马菲在访谈中谈及：“对于那些与地方环境保持深度联结的社群而言，土地本身即是导师。若要存续繁衍，人们必须躬身习得土地所馈赠的生存智慧，而这些经验最终都会被编码进价值体系，通过语言得以表达。从中你找不到‘尽取所需、罔顾未来’的哲学主张。”
语言作为殖民工具
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区域——尤其是热带与赤道附近地带——往往同步呈现出语言高度密集的分布特征。这一现象，部分可通过这些 “荒野秘境” 在历史上对殖民扩张所起到的天然阻隔作用得到解释。从历史维度来看，语言的消亡时常由殖民主义驱使织。正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在《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中所揭示的：欧洲殖民者通常更青睐温带区域——那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便于定居耕作的土地。
相比之下，热带地区对殖民者而言则充满严峻挑战：其中既包括对欧洲人极具致命性的疾病威胁——因缺乏先天免疫力，他们往往首当其冲；同时，那些地理上相对孤立、难以涉足的区域，也更易留存原生多样性。正如戈伦弗洛所补充的：“山地与岛屿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高度聚集之地；而一旦这些空间形成天然屏障、难以穿行，人们也更容易在其中发现相当程度的文化多样性。”
然而，在那些最终被殖民的区域，欧洲殖民者很快意识到：语言对于其统治工程至关重要。政治与经济的支配，殖民政权发现，也要在语言上支配。早在1492年，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便为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编纂了语法书与词典，并明确宣称：“语言始终是帝国的伴侣。” 至20世纪初，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已导致澳大利亚、美国、南非与阿根廷等地约 20% 的原住民语言彻底消亡，踪迹难寻。
通过系统性地压制乃至根除母语，殖民者切断了当地族群与其文化根脉、集体记忆、共同体认同及土地之间的精神纽带——而土地本身，也早已在殖民进程中被暴力剥夺。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兼具双重属性：它既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同样也是文化基因的承载体。” 语言的剥夺，也阻断了文化的传承。正如恩古齐所言——一场 “心灵殖民”。
时至今日，语言流失已不再以赤裸裸的殖民暴力为主要形式，而是被包裹在许多工业化社会所标榜的 “进步” 进程之中：跨族通婚的普及、学校教育体系中对 “通用语言” 的优先推行，以及人们为追求更好发展机遇而进行的大规模迁移。当原住民语言的使用者被逐步吸纳进全然异质的生活结构，而其母语不再能在原本的社会生态语境中被日常运用时，这些语言的存续便愈发举步维艰。
保护主义与本土知识
吊诡的是，那种将人类视作自然之外独立存在的认知，恰恰构成了现代保护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根基。1919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Albert I）访美期间，先后探访了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与大峡谷。此行恰逢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签署法案、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之后不久——该机构旨在守护当时的35处国家公园与国家纪念地。大西洋彼岸的所见所感令阿尔贝国王深受启发。数年后的1925年，他在比属刚果亲自授意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阿尔贝国家公园”（The Albert National Park）。这座公园便是今日刚果境内的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亦被公认为非洲大陆上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这一概念，发轫于19世纪的自然保护运动，其思想内核在于：将自然从人类社会中分离出来，使其免受人为干预而得以原生留存。比利时殖民当局宣称，公园所在地仅居住着约300人；但史实却是，成千上万的胡图人与图西人遭到强制暴力驱逐，被迫离开世代栖居的家园。此后数十年间，公园的生物多样性持续遭受冲突、滥砍滥伐、非法盗猎及油气勘探的多重侵蚀；与此同时，其推行的 “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模式（即保持环境不受人类影响）也因剥夺当地居民获取资源的权利而备受诟病。
早在数十年前，类似的悲剧便已在今日被称作优胜美地的山谷中预演。1868年，自然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初抵此地时，为其壮丽景观所震撼。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这片 “原始之美” 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阿瓦尼奇人（Ahwahneechee）长期精细管护的成果。该群体由北派尤特人与南内华达山脉米沃克人组成，他们说着一种反映出对当地动植物有着深刻理解的语言。然而，早在 1851 年，这些社群便在詹姆斯・萨维奇（James Savage）率领的马里波萨营（Mariposa Battalion）军事行动中遭到暴力驱逐。
国家公园建立后，基于缪尔所倡导的 “纯粹荒野” （pure wilderness）理念，这些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愈发受到严苛限制。他们被集中迁移至一处名为 “印第安峡谷”（Indian Canyon）的村落，最终该村落被彻底摧毁，居民亦被强行逐出。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野蛮的梦》（Savage Dreams）一书中写道：时至 1969 年，“马里波萨营最初的目标已几近实现——在阿瓦尼奇人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之后，将他们从这片山谷中彻底根除。”
如今被称为“优胜美地”的山谷，摄于1872年前后。此地曾是阿瓦尼奇人精心守护的家园。他们对于当地的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知，却在暴力驱逐后被迫离开这片土地。(Carleton Watkins/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ia Wikimedia)
时至今日，北派尤特语的使用者仅余约400人，而南内华达山脉米沃克语的传承者更已锐减至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后续研究证实，这些原住民社群的强制迁离，非但未能守护生态，反而导致了生态系统的衰退。1996年，内华达山脉生态系统项目（Sierra Nevada Ecosystem Project）的一份报告总结道，随着原住民退出生态管理体系，内华达山脉出现了 “生态真空”。以 “保护” 为名义，将原住民社群及其世代积淀的土地管理智慧与技艺一并涤除，可能在无形中加速了环境退化的进程——这一点，在近年来洛杉矶等地频发的破坏性极强的山火灾害中，已得到印证。
“人类是生态系统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戈伦弗洛在访谈中强调，“语言的流失之所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生物多样性的衰退，正是因为语言的消亡切断了人们与诸多传统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例如对景观的精细化管理方式。” 他进一步指出，如今学界与政策领域日益形成共识：原住民与地方社群，往往是其所居土地最为有效、也最为审慎的守护者。
“如果你少了一种语言，那么维系这种人与土地联结的拼图便缺失了一块，整体生态与文化的结构也随之瓦解。语言的使用者长期遵循着传统做法；而这些传统做法，无论是景观管理、资源可持续利用，抑或特定情境下的主动保护行为，最终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原住民土地的流失，并非主要源于国家公园的设立，而更多是被大规模农业扩张与城市蔓延所吞噬。在索诺兰沙漠（Sonoran Desert），豆荚树与棉白杨等植物的衰退，已直接冲击了约埃梅（Yoeme）原住民社群的传统仪式 —— 这一族群的诸多仪式均有赖大自然。约埃梅人对索诺兰地景的认知，被编织进他们的歌谣之中；然而，随着土地不断被开发、植物逐渐消亡，这些歌谣所指涉的文化语境也随之崩塌，其意义不再清晰可辨，最终难以流传至未来世代。
语言保护作为一种生态保护
在马菲看来，某一区域的语言与文化之所以高度丰饶，因其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相互依存、彼此滋养的。正因如此，守护世界上的语言，或可被视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工具。
在夏威夷，绿海龟（当地称其为 honu）既是受美国联邦法律保护的濒危物种，亦是夏威夷文化中极具精神力量的象征，寄寓着智慧、庇护与精神指引的深意。在夏威夷传统信仰体系中，honu 被尊为‘aumakua，即个人或家族的守护神，亦可理解为被神化的祖先。诸多‘aumakua 以动物形态存在，亦有化作植物的情形——这一传统，呼应了拉科塔人将世间其他生命视作 “亲族” 的世界观。
与这些信仰实践密不可分的，正是夏威夷语本身，它是岛屿族群身份的核心标识。然而在20世纪，二者皆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重创：honu 的种群因过度捕捞数量锐减，夏威夷语则因一项规定英语为当地所有学校唯一教学语言的法案，濒临消亡——这一法案直至1987年才废止。在此期间，学生若在校园中使用夏威夷语，往往会遭受惩罚与羞辱。
但在过去数十年间，二者又共同成为夏威夷文化复兴的重点。过去二十年间，honu 的筑巢种群数量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夏威夷语的使用者数量也显著回升（从1980年的1500人，增至2016年的18000人）。这一转变，得益于各类语言复兴项目的推动，也有赖于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流利运用。生物多样性与语言的复苏，在此呈现出交织共振的紧密关联：它们共同推动着夏威夷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修复，让人们得以重新联结祖辈的传统，重拾自身的文化身份。
在日本冲永良部岛（Okinoerabu），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明确濒危” 的国语见语（Kunigami）方言分支——岛村语（Shimamuni）的使用者，发起了一项兼具教育与环保意义的校园项目：孩子们每日聚在海滩清理垃圾，同时以本族语言唱歌、写日记。相关研究表明，这种融合式实践不仅远胜于单纯的课堂教学，更借由语言的实际运用提升了孩童与岛上长者围绕环境问题的沟通效能。此前，部分长者因认知局限，误以为垃圾可自然降解，全然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危害。这一案例清晰揭示了代际沟通断裂的潜在风险：一旦语言这一核心桥梁坍塌，其负面影响必将蔓延至整个社群。
多语制的重要性
若缺乏行之有效的复兴举措，未来四十年内，语言消亡的速率或将攀升至当前的三倍；语言学家进一步预测，至本世纪末，全球50%至90%的语言或将彻底消失。这将为语言使用者社群、科学界与人类文化遗产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学生，反而越易陷入语言流失的困境。这揭示出，当下语言的急剧衰退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一种单语主义的思维桎梏之中。尽管多语言能力本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常态经验（全球约 60% 的人口能够熟练运用一种以上的语言），但许多国家仍执着于将自身建构为单语民族国家的想象。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某一种语言被奉为维系国家认同的核心纽带。马菲在访谈中直言：“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统一诉求，还是语言层面的同质化执念，都是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步确立的。我们必须对抗这样一种谬误假设：多语言主义即敌人。”
长期以来，围绕语言的主流叙事始终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语言，理应取代那些被视为不够 “理想”的语言，而非促成多语言的共存。曾有观点担忧，双语或多语儿童因同时研习多种语言，会陷入认知混乱、甚至阻碍认知发展，这一顾虑早已被大量实证研究所证伪。相反，诸多研究一再印证，掌握多种语言能够给个体带来诸多认知优势。因此，若世界上数以千计的 “小语种” 欲挣脱消亡的命运、得以延续，便亟需一场根本性的认知转向——摒弃将单语主义视为常态的偏见，转而清醒地认识到：一门语言的 “价值” 与 “用处”，绝不取决于其使用者数量多寡。
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在《诗人》（The Poet）中所言，语言是 “历史的鲜活档案”。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亦指出，语言 “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认知，更展现了人类跨越千年的丰富经验”。一旦这些语言悄然湮灭，我们所失去的，便绝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厚重篇章，更是理解世界、安顿生命的多种可能。
在反思语言与自然的内在共生关联时，驯鹿牧民乌齐又想起了一个北萨米语词汇，这个词汇彰显出其母语如何精准嵌入特定的生态语境之中。“Guorban，是我们用以描述‘过度放牧’的专属词汇——特指放牧至地衣彻底枯竭、再无遗存的程度。因此，我们从不希望出现 guorbadit（过度放牧）的行为，因为那会彻底摧毁下一代赖以生存的牧场根基。” 他告诉我。
“萨米人的语言中蕴藏着一整套精密的语法与表达体系，可精准描述：如何利用土地，在何种条件下应当做什么，驯鹿需要什么，以及为了维持生态系统不该做什么。我们这套术语体系传递着敬畏自然、审慎用度的生态伦理。”
在戈伦弗洛看来，驱使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共生的因素，一度令研究者困惑不已，如今正变得愈发清晰可辨。“我将语言视为文化系统的延伸，而文化系统本身就是更广阔的世界生态的组成部分，” 他告诉我，“因此，这对我已不再算得上是一个谜团，而更多是关于这种生态系统究竟呈现何种面貌的探索。”
守护濒危语言，远不止拯救语词——它对于保藏数百年人类的知识、理解和维系我们生存的系统至关重要。
张力元译。Noema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