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本专栏最近几期的文章，大家可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演化创新没有一项是被设计的，都是对不同来源的内外变异在机缘巧合中整合，并因“适度”而保留的结果。比如，语言能力出现所需要的基因变异，并非专为语言能力的形成而准备的；使用工具的能力和语言能力都不是专为改变捕猎模式而生的，反而是人类在捕猎过程中对这些可用能力的不同组合的尝试中，恰好出现了“擒贼擒王”的结果。植物落粒性基因的变异更不可能是为了拯救不得不“吃草”的人类而准备的，只不过是人类不得不陷入“吃草”的困境之后才发现和利用了这种变异。而恰好因为利用了这种变异的人群活了下来，从而有了我们可以去反观我们祖先的演化历程。

不知道翻阅我专栏的读者中有多少人读过Jared Diamond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那本书中，Diamond提到世界上有9大作物起源地。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过，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只有在这9个地区出现了人类对植物的驯化？在Diamond另一本作品《昨日之前的世界》中，介绍了他在新几内亚和当地人交朋友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能辨识的植物种类之多超出他的想像。可是，在我的知识范围中，世界上有30多万种被子植物（都能产生种子），有记录被人类作为作物而栽培的有600多种，可是目前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却只有5种（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利用块茎而不是种子的马铃薯）！为什么人类对植物的利用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物种上呢？

01
为什么人类主要粮食作物只有5种？

研究人类学或者农业历史的人会对这类问题给出权威的解释。在我看来，其实完全可以从我在前面的一篇《要素偏好和路径依赖》^[1]文章中所讨论的观点出发，来给出一个尽管可能过于简单，但却不无道理的回答。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到，通常大家所说的生物“个体”只是一个感官经验层面上使用方便的概念。“个体”的真正内涵，应该指包括周边存在的、虽然感官无法分辨、但参与“三个特殊”运行过程的各种以“自由态组分”/“相关要素”在内的整合子。从这个视角看，人类进入农耕之后，人类作为植物的培育者和培育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整合子。对人类而言，与培育对象的互作关系实质性地拓展了“三个特殊”运行所整合的“相关要素”类型和媒介类型。

这时，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以哪些植物种类作为培育对象可以得到更高的整合子运行效率，以及在对培育对象生长过程的人为干预出现改进的结果之后，是否会在改进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果人们选择可以得到更高整合效率的物种作为培育对象，而且选择在改进基础上继续改进的话，这不就是我们在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路径依赖”吗？这不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么多被子植物种类中，最终只有5种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了吗？

02
为什么人类会有认知空间的“茧房”？

我们在《脱实向虚与人之为人II》^[2]一文中提到，人类因为创制工具的能力而使得在“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媒介的符号化获得了正反馈属性，即“符号”可以伴随人类行为所衍生的媒介的复杂化而越来越复杂。但上述“路径依赖”现象向我们揭示，人类进入农耕之后，媒介复杂化的程度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人类与培育对象之间互作效率和改进机制的制约的。制约的原理，说来其实也简单，无非就是“适度者生存”。而所谓的“适度”，无非就是“增值”这种生存模式下，增值的对象、方式和过程的整合，最终能实现为居群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多了，用不完也是浪费（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富余的机会不多）。

如果说在演化过程中能够形成保障居群生存所需的生存资源的“增值”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构成要素原则上都是可以在人类控制范围之内的。由于我们前面说到，人类认知能力中的“符号化”的含义，就是对生存空间中所有的相关实体都赋予约定俗成的符号。当保障居群生存所需资源的产生过程中相关要素乃至整合方式（包括媒介）都在人类控制范围之内时，表征相关要素及其整合方式的符号也就变得相对稳定了。或者反过来说，当表征相关要素及其整合方式的符号系统变得相对稳定时，意味着由这些符号所表征的相关要素的整合过程可以满足居群的生存需求。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认知能力构成要素中的符号化的基本功能，是拓展“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的时空尺度。符号系统变得相对稳定，意味着该符号系统所构建的认知空间（虚拟的、人们借助语言交流共享个体信息处理结果的空间）也变得相对稳定。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用约定俗成的符号来了解相应的实体、交流行为的方式、甚至实现分工协同，即以符号系统为媒介来实现“三个特殊”相关要素的整合。如此一来，原本对居群中不同成员“开放”（可信息共享）的认知空间，在居群的层面上却形成了一个从“相关要素”整合媒介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存在——在这个“封闭的”存在中，人们只要了解认知空间中的既存信息，模仿特定的行为方式，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三个特殊”相关要素的整合，也就是可以“活下来”。

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该怎么描述才能更加容易理解呢？我想到大家在小时候可能都听过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孙悟空为了保护师傅和师弟，在他出去化缘时，用金箍棒在师傅和师弟待的地方划了一个“圆圈”。这个圈是无形的。唐僧和八戒沙僧虽看不见却可以自由进出，但白骨精虽同样看不见却进不去。我们可以把认知空间比作孙悟空划的这个圆圈。虽然大家都“看不到”它的存在，而且身处圆圈内的人可以出去，不同之处是大家通常不出去。至于圆圈外的力量，通常也不会对圈内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扰动。

有熟悉媒体研究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把“认知空间”比作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圆圈，不就是说认知空间为人类生存构建了一个“茧房”^[3] 吗？的确，“茧房效应”的比喻或许更准确——从逻辑上讲，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其运行核心的“三个特殊”运行所需的“相关要素”和整合媒介（包括工具）都在人类赋予符号的标识之下和掌控之中，人们只要好好利用先辈的经验，就足以在以农耕作为起点的“增值”生存模式中安安稳稳地繁衍生息。毕竟，如《增广贤文》所言：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方式，人类生存对物化资源的需求是有限的。

03
为什么人类会不可避免地预期，尚未但可能发生的事件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生？

大概正是这种有限性，或者说生命系统运行的“适度者生存”原理，决定了“阳光底下无新事”。既然前辈的生活经验可以借虚拟的认知空间而被后代共享，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而活了下来并有了后代，那么后代理所应当地可以借祖先的生活经验而继续活下去。但这种童话般的叙事略去了一个不能被略去的现实，那就是面对可共享的经验，或者认知空间，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在经验中所选择的内容就可能会有不同。可共享的总体性经验被不同社会成员做个性化的选择，这种总体和个体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不同人的不同需求（详见下篇文章）衍生出了人类在行为方式上的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改变，即从其他所有动物对周边实体变化的“刺激响应”的模式，转变为“谋而后动”模式，即在对周边实体（很多都是在认知空间内被符号标注的实体）的了解，以及对改变这些实体可能产生的效果加以评估、权衡和选择之后，再采取行动的模式！

按说，“谋而后动”模式相比于其他动物的“刺激响应”模式为人类行为的有效性，甚至发展认知能力本身都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甚至因此而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但和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生命系统演化中各种创新事件在出现正效应的同时难避副作用的情况一样，“谋而后动”的行为模式在之前我们提到的生命系统演化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性”的机制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选择性记忆”。这本来是“正反馈”迭代的基础。但当这种效应和认知空间的“茧房效应”结合在一起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对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生的预期。

虽然从居群的层面上，所有的“相关要素”和整合媒介都在人类赋予符号的标识之下和掌控之中，但对单个的行为主体而言，个体对这些信息的了解却永远都是有限的，而且“三个特殊”相关要素的分布和整合都是高度随机的。因此，个体对尚未发生的事件做出准确的预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在搞不清楚人类作为多细胞真核生物其实有两个主体性，搞不清楚虚拟的认知空间和实体的生存空间其实是两个空间的时候，对尚未发生事件的预期就成为人类社会至今挥之不去的执念。

艺萌「睿ⁿ」 | 编

注释

[1] 参见《白话》专栏文章《要素偏好和路径依赖》

[2] 参见《白话》专栏文章《脱实向虚与人之为人II》

[3] 茧房效应：按百度词条“信息茧房”解释，指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兴趣所引导，从而将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由此推而广之，人类生存对经验的依赖本质上就是一种“茧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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