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在纽约感觉很舒服，而在瑞典，我却感到害怕。”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的传奇主唱卢·里德(Lou Reed)，在1995年上映电影《烟变奏之吐尽心中情》(Blue in the Face)中饰演一位衣衫不整的都市人，咕哝道。“街道空荡荡，他们都喝醉了，一切很正常。如果你停在红绿灯前没有关掉引擎，有人会过来予以提醒。打开药箱，会有一个小广告，上面写着:‘万一自杀，请打电话……’打开电视，正直播一个耳朵手术。这些东西会吓到我。但纽约?不会。”
这段滑稽的独白暗讽了北欧社会是如何的“与众不同”，或者至少外界认为的与众不同。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接近于非人类，或者后人类。几年前，两位瑞典作家甚至写了一本书Är svensken människa? [1]，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
同时，当谈到北欧国家时，许多观察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其共性所吸引。由于历史、文化，甚至语言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以及类似的物质条件，如医疗保健、人口、国家治理和政治体制，这些国家在外界看来往往没有明显区分。
因此，当新冠病毒等灾难性危机袭来时，不少人可能会认为，北欧各国都同样做好了准备，有效地作出反应。然而，就后者而言，迄今为止的证据令人困惑：瑞典和丹麦等邻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冠状病毒，前者是寻求群体免疫，而后者则是严密封锁。瑞典和丹麦的基本社会和政治结构本应非常接近，并基于证据、科学且严格的公共管理作出决策，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举措。
我们对巴西、印度和美国等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国家和势力，在处理新冠病毒危机时表现出的无能和傲慢感到遗憾。领导层决策失误、临时抱佛脚和成千上万的死亡人数，是对这些政权无能的严厉谴责。
但是，像北欧这些被认为是治理“典范”的国家，其表现却并非一致强劲。新冠疫情对迅速应对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精心打造的治理机制面临压力，揭示了西式民主治理最明显的矛盾，其方式与本文开篇卢·里德的描述并无二致。
典范 & 疫情
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瑞典、丹麦、挪威、冰岛和芬兰，这五个北欧国家的民主治理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该地区虽然处在地理上的边缘，气候严酷、冬季“黑暗”。但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前沿：“福利天堂”，享有全民医疗和免费教育——这是伯尼·桑德斯[2](Bernie Sanders)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之国。北欧国家长期在各种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从竞争力到平等、透明度和幸福感。对于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政治学家来说，这些国家是良性社会的代名词，是可预见趋势的政体，它们的很多做法被纷纷仿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将民主样本从美国转向“到达丹麦”。
然而，北欧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其结果大相径庭。以丹麦和瑞典为例，与芬兰和挪威一样，丹麦政府是最早实施严厉限制措施的国家之一，但并不是像意大利或西班牙那样的全面封锁。在疫情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游客们可能对大多数公共场所没有人戴口罩感到困惑。
哥本哈根则采取了一些严苛的边境封锁和旅行限制措施。例如，2020年5月，我从德国回国，丹麦边防人员要求我提供入境意图的详细证明，证明我为什么要入境过去20年里一直称之为家的国家。如此防疫，以至于丹麦国家卫生委员会主任索伦·布罗斯特罗姆（Søren Brostrøm）不得不与旅行禁令划清界限，宣布这些举措政治意味高于科学决策。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的说辞无可辩驳：“如果等到冠状病毒研究得以科学证实后再行动，那就太迟了。”丹麦的做法包括施加限制和扩大国家权力，还有许多地方也通过大规模监控、追踪接触者和严格的检疫强制措施，平缓了疫情曲线。
当“解封”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决定逐步开放各项产业，以重启中断的供应链。丹麦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不同策略，首先恢复开放的是幼儿园和小学，并谈及那些负担不起私人托儿费用的人。
“社会凝聚力强、公信力水平高，以至于瑞典和丹麦政府很可能已转变了完全不同的新冠肺炎应对策略，但仍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
相比之下，瑞典面对疫情的做法则很容易被误认为——持类似巴西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或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民粹主义者的否定立场。瑞典虽然颁布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封锁措施，如暂时关闭了16岁以上学生的学校，让社会生活尽可能正常进行。首相斯蒂凡·洛夫文(Stefan Lofven)鼓励志愿者互助，认为“成年人要有成年人的样子，而不是散播恐慌或谣言。在这场危机中，没有人能孑然独立，每个人都肩负重任。”
瑞典政府默许了有争议的“群体免疫”，允许酒吧、健身房、商店和餐馆继续营业，“指望”现代高效的医疗服务以及社会文化习惯提供保护。在冠状病毒蔓延之前，估约有三分之二的瑞典人已开始居家工作至少一部分时间，且超过一半属于独居家庭。正如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开玩笑说的那样：“瑞典人，尤其是老一辈的瑞典人，天生就倾向于保持社交距离。”即便如此，一些观察人士还是对瑞典不分场景的顽固予以了抨击。
丹麦和瑞典的做法在结果呈现上差异非常明显。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初，瑞典每百万居民中有近600人死于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丹麦的5倍，是挪威或芬兰的10倍左右。在稳定经济方面，瑞典略逊于丹麦（2020年第二季度，瑞典经济收缩了8.6%，丹麦收缩了7.4%），也不如同期的挪威或芬兰；瑞典和丹麦的消费支出下降幅度接近（分别为25%和29%）。
虽然这些似乎是对瑞典防疫做法的现实反映，但到了2020年秋季，瑞典的新增感染率与丹麦和其他一些实施封锁的欧洲国家相近。支持瑞典这一与众不同做法的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认为：“最终，人们将认识到，制定一项更可持续的策略将带来多大不同，这一可持续性意味着不必一遍又一遍地封锁、开放、再封锁。”
“在那些自诩为性别平等的高标准社会里，拉赫松的小说最初以瑞典语定名为‘恨女人的男人’，并非偶然。”
新冠疫情放出的大量“已知未知数”和“黑天鹅”似乎劝告人们不宜过早下结论。但在欧洲疫情爆发9个月以来，面对瑞典的死亡率等数据，实难保持不可知的态度。瑞典的死亡率可与巴西或美国等国相提并论，而这些国家的危机处理成为话柄。
不仅如此，瑞典政府官员的辨白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比如，为了让人们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保持开放是必要的。不必怀疑，瑞典政府决策是为了让更多民众免受封锁带来的干扰和诸多不确定的影响，但付出了数千名伤亡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的代价。
从北欧这两种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法可以看出，相似的国家在权衡自由和安全时，可能会做出全然不同的选择。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瑞典和丹麦采取的不同政府做法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相似性，即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非常高。他们对国家及其机构表现出强烈的信心。社会凝聚力强、公信力水平高，以至于瑞典和丹麦政府很可能已转变了完全不同的新冠肺炎应对策略，但仍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民众会对科学证据的使用和滥用、医疗成本和经济后果进行辩论，但最终，公民依然大概率接受政府的任何抉择。
政府防疫措施确实引发了一些投诉和异议，尤其在瑞典，但没有看到过去半年里从德国到美国非常常见的激进抗议行为；也没有抵制戴口罩等拒绝政府的此类建议。民众和政党一样，大体都尊重政府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似乎与技术官僚的决策实践相一致。
总的来说，新冠疫情既揭示了“北欧模式”的特点，也暴露了短板。
“瑞典语中甚至有一个词‘lagom’，概括了他们拒绝过度的生活哲学，在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合适的尺度，立足现实，甚少幻想，在适度中找到平衡。”
北欧“第三条道路” & 北欧黑色[3]
北欧国家也有自己的托克维尔[4]。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 Childs）的年轻美国记者(后来获得普利策奖)前往瑞典，考察该国正在进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的大胆探索。与上述这位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所著《论美国的民主》掌握了新生的美国精神如出一辙，蔡尔兹对北欧新兴“社会模式”的描述也产生了一本名为《瑞典：第三条道路》（Sweden: The Middle Way，1936）的经典著作。在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斗争迫在眉睫的背景下，这本小册子记录了社会民主治理如何克服意识形态对抗，并取得实效的“实用”方法。这本书的副标题也成为了中间派政客的陈词滥调。
21世纪的西方，越来越多的民众转向民粹主义，以寻求一种轻松的喘息方式来缓解西式民主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其他模式，如中国的治理能力、防疫策略和物资供应能力，吸引了全球目光。
无论在哪里、如何实施，这些所谓的替代方案似乎都只能为日益复杂的治理问题提供部分且令人不满意的答案。北欧各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表明，自上而下的僵化机制设定或自下而上民粹主义的问题简单化，只能加剧本就复杂的治理进程。
21世纪的北欧“第三条道路”并非介于对立世界观之间，也不是要在不同意识形态中找到共同点。这是一种灵活的治理方式，政治运转也更加务实。此种方式中，受优先事项冲突的参与者将聚集到一起。
“若要从北欧抗疫事例中吸取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应对时代的复杂挑战，执行力和社会信任至关重要。”
历史和现实从未改变，凝聚力来自于文化共识、妥协态度以及对秩序的认同。我来自意大利，在那里，妥协归为软弱的范畴，可视为变卦或背叛的同义。如若妥协，皆因尊严已失。
而在北欧地区，寻求妥协被视为褒义。丹麦历史学家博·里德加德（Bo Lidegaard）曾对我说，“没有绝对的均等，譬如你有30%，而我有70%”，但结果对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瑞典语中甚至有一个词“lagom”，概括了他们拒绝过度的生活哲学，在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合适的尺度，立足现实，甚少幻想，在适度中找到平衡。
然而，关于共识与妥协的故事也有其黑暗面。根据北欧黑色犯罪小说重磅之作，瑞典作家斯蒂格·拉赫松（Stieg Larsson）名作《千禧年》三部曲第一部改编的电影《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在北欧以外地区大获成功或许是最好例证。北欧黑色小说内部张力来自于对两种极端反差状态的比较刻画：一种是北欧平淡无奇、循规蹈矩的社会表象，另一种则是潜藏于这些表象下的恐怖谋杀、厌女症或种族主义等。
有人不解，为什么一个所谓社会和谐安定的地区会产生如此黑暗的小说故事。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北欧黑色小说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揭示了矛盾，揭露了看似田园甚至有些无聊的社会环境如何掩盖了令人发指的丑恶罪行和道德沦丧。在那些自诩为性别平等的高标准社会里，拉赫松的小说最初以瑞典语定名为“恨女人的男人”，并非偶然。
“瑞典人称之为‘冲突恐惧症’;而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60年代去了一趟瑞典后，将其定义为‘没有真正合作的反竞争’。”
北欧抗疫政策体现了这一北欧黑色悖论。长期以来，瑞典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社会治理的典范国家之一，但却有意地在本国民众中推行其他国家很少愿意接受的“权衡（trade-off）”。20世纪70年代，英国记者罗兰·亨特福德(Roland Huntford)甚至谴责北欧人是“新极权主义者”。民众接受秩序和控制的方式、程度近似于“服从”。亨特福德把瑞典比作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描绘了一幅扭曲而疯狂的政治图景，人们心甘情愿地把个人自由交给无处不在的利维坦，并托付它来决定每个人的命运。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种“放弃”是集体避免冲突的最终表现。瑞典人称之为“冲突恐惧症（Conflictophobia）”；上世纪60年代，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去了一趟瑞典后，将其定义为“没有真正合作的反竞争”。她认为，达成这种妥协的前提不是希望解决分歧，而是将分歧掩盖起来。更糟糕的是，冲突都是被不容置疑的价值观所预设的。换句话说，北欧国家治理的核心不是文明，而是因循守旧。因循守旧界定了被社会接受所需的社会先决条件。
至于共识？的确有，但却是被“精心策划的共识”。选择事实上是有限的，政治被灌输了救世主的目的，有时会导致恶的过激行为。国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很少犯错，正如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所言，“保护人们免受自身的伤害”。即便国家出现了错误，民众也不会质疑其基本能力和仁慈。
“即便国家出现了错误，民众也不会质疑其基本能力和仁慈。”
从这一视角看，看似秉持自由主义的瑞典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别有内涵。比起志愿、责任和不设防，政府更重要的是决定如何保护人们免受自身伤害。同时，支撑北欧社会的社会信任和组织能力，确保了政策和决策是艰难协商一致的结果。这种治理方法和实践，几乎不考虑结果效益，而是寻求“第三条道路”。
技治主义的局限
无论新冠疫情会否对西式自由民主构成生存威胁，都将是一次国家机构应变和能否承受冲击的大考。若要从北欧抗疫事例中吸取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应对时代的复杂挑战，执行力和社会信任至关重要。
北欧事例提醒我们，虽然“幕后势力集团”在这里可能因其精英主义的控制追求而受到唾弃，但拥有民众信任的专家和公务员，对于确保政策连续性和本着透明、负责的态度执行政策至关重要。而且，在疫情中，公信力水平和治理能力良好国家的最终结果，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如此之大，有必要分析技术官僚在进行决策方面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技术官僚治理与民粹主义治理之间，不存在道德对等。新冠疫情已证实，民粹主义者通过迎合人们的偏见，歪曲事实，让既定的事实陷入怀疑，导致严重破坏。但是，在试图迎合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安全的需要时，像前面所描述的北欧等一些国家政府政策反应也许过火了。
“这种立足现实、活在当下的能力，可能正是北欧诸国在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单排名居前的主要原因。”
这样来看，北欧人思维模式的决定性特征不是技治主义或社会信任，而是实用主义，是“半杯水”的人生哲理。我一直怀疑，这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立足现实、活在当下的能力，可能正是北欧诸国在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单排名居前的主要原因。
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曾写到，“我们模糊地期望，却准确地恐惧；我们的恐惧比期望要精确得多。”北欧国家政府及其民众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实现期望，值得我们很多人借鉴。
译 | 刘馨蔓
[1] 历史学家拉尔斯·特吕格尔德（Lars Trägårdh）和亨里克·伯格格伦（Henrik Berggren）合著Är svensken människa?，主要论述现代瑞典的社区与独立。
[2]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1941年9月8日－），代表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也曾任代表该州的联邦众议员。桑德斯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亦是近年少数成功进入联邦公职的社会主义者。
[3] 也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黑色，指代斯堪的纳维亚式黑色小说或斯堪的纳维亚式犯罪小说，是一种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为创作源泉，具有一定共同特征的犯罪小说流派，具有典型的暗黑，复杂道德情绪等现实主义风格。
[4]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最为人熟知的两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频频在各种场合被人引用。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11月12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