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东西只有在你没有被迫支付真正的社会成本时才是有利可图的。”
洛杉矶——你在别的地方都听不到，只在这里才能听到，詹姆斯·哈兹利（James Hazley）的重大突破，属于发生在像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或者丹尼·特雷霍（Danny Trejo）那样的人身上的故事中的一个。一年前，他回复了一则论坛上的广告，希望成为一个讨论组中的一员；结果是，它事实上是为“埃里克·安德烈秀”——关于成人游泳的超现实喜剧小品——所进行的一次秘密选角。哈兹利最终被选择出演布兰尼拔一角。
但是在此之前的好几年，他从事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工作——在像暴躁公羊（Surly Goat）和深蓝咖啡（Cobalt Cafe）这样的酒吧以及仓库、临时机构和保安公司做保安——他也是独立摇滚界的固定成员，为剥皮灰（Peeling Gray）和歪眼鬼（Cockeyed Ghost）等乐队打鼓和弹吉他。剥皮灰的成员也兼职做优步（Uber）司机，他们也试图劝说哈兹利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你可以赚不少钱，时间也很自由。哈兹利当然习惯于在不定时的时间里做不定期的工作。他最终在2017年屈服了：在凌晨2点左右，他开始了他作为优步和莱夫特（Lyft）司机的夜班。之后，他把快递员（Postmates）也加入了他的剧目表。
工作到深夜的时候，哈兹利觉得似乎他一半的乘客都醉酒、吸毒，或者二者都有。不少人在他的后座上呕吐过。有一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他试图将她从车上拉出来后，在他的脸上打了一拳。甚至清醒的乘客也可以“颠覆”哈兹利的夜晚。有一次他在伯班克机场接机，把客人载到长滩市。在这个长达30英里的路途上，两个人一直友好地聊着音乐。但是就在哈兹利把这个人送下车不久，他就收到了莱夫特发送的通知：该顾客注意到了哈兹利的车发出了隐约的咔嗒声并举报，称他的汽车必须维修。在哈兹利把他的车拉到注册机械师那里之前，他都无法驾驶。
又有一次，哈兹利正试图把卡诺里奶油馅黄饼送到一个封闭式住宅区“拉布雷亚公园”中的一所公寓。门卫不让哈兹利——一个六英尺高的黑人——进门，因此他不得不把馅黄饼放到门口。顾客因此需要从他的公寓出发，走很长一段路去取他的糕点，并且在这种愤怒状态下给了哈兹利两颗星的评分。像这样的低分评价会损害一个司机的挣钱能力，因为高评分的司机可以优先抢到大订单。
当哈兹利打电话质疑这个差评时，他被转接到一个又一个的呼叫中心客服那里，但是一个比一个更没有帮助。不像大多数的兼职工作——工人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跟经理讨论你的工时、工资或你的工作条件——你不能与一个应用程序讨价还价。司机得到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提议。应用软件的逻辑只存在于黑箱之中。“优步”，因为把它的司机称作“合伙人”，但同时又不透露它的各种决策后面的任何理由而出名。
一天早上，哈兹利刚刚关掉他的应用程序，正往家里赶，这时他的车被一个孩子在红灯时追尾了。车子彻底报废了。优步和莱夫特会为车祸赔偿司机，但是只在他们“使用应用程序”时。哈兹利的事故迟到了半个小时。
“你不能与应用程序讨价还价。”
他说，以每周300美元的价格从莱夫特租一辆二手的普锐斯“要了我的命”。他开车的前两个星期只是为了支付汽车的费用。“在你脑子里有个计算器”，他说，“你的账单对比你所赚的钱。在你的心里，你在想，我是否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得搬回佛罗里达跟我姑姑住一起了。我感觉完蛋了。”
不知道一个晚上的工作是否能够应付你的账单的感觉，在美国临时工人中间实属常见。尽管很难计算临时工人的确切数目，但他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的连锁超市艾伯森（Albertsons）最近宣布它和它的一些子公司，包括旺斯（Vons）和帕未林斯（Pavilions），将停止使用全职员工送货，而是依靠门冲（DoorDash）和速推（Instacart）等第三方应用程序。
临时经济的增长引来了工会、激进主义者和不满的司机的强烈反对。在2019年秋季，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第5号议会法案，把临时工人和一大批自由职业者（包括临时音乐人和在线记者）归类为雇员，为他们提供最低工资、加班费、病假和失业保险金等保障。
优步、莱夫特、门冲和速推等依赖临时工人的科技公司首先是忽略这条法案，然后制定了一个投票议案来废除它。他们花在竞选上的钱是惊人的。优步斥资5200万美元，莱夫特4900万美元，门冲4800万美元。科技公司总计花费了2亿多美元，一个天文数目，用来说服选民相信临时工人应该继续做独立承包人。
2020年11月，当加州选民帮助“打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他们也帮助那些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支持临时工人继续做独立承包人。尽管第22条提案确实给了工人一个工资门槛并且要求全职司机得到医疗补贴，那些反对投票议案的激进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宣称这些补贴还远远不够。同时，优步和门冲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会在全国各地输出第22条提案的各种不同版本。
共乘司机联合会（Rideshare Drivers United）的临时司机和组织者厄尔斯蒂芬尼·圣·裘德（Erstephanie St. Jude）说：“如果他们有可能使你成为独立承包人，他们就不会雇佣你做员工。你没有包括最低工资和保险在内的任何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下法律。”
弗里德曼·比伯（Fredemann Bieber）于2018年在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做了半年的访问研究员。这个德国研究生在欧洲也曾经见过优步司机，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北部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比伯特意与他能与之交谈的每一位司机交谈。他被这些“新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是多么易受科技公司一时想法的影响所震惊了——欧洲的临时工人也是如此，但是至少在那里他们都有全民医疗保险以及慷慨得多的失业保险。
“让人震惊的是，这份工作有多么的不稳定”，比伯说道，“以及存在多么少的保障。”
比伯最近与另一名博士生雅各布·莫吉亚（Jakob Moggia），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尽管低收入工人的困境通常是使用马克思主义学科加以研究——也就是说，用雇主对员工所持有的权力来衡量的——比伯和莫吉亚则通过风险术语来描述临时经济带来的伦理问题。他们认为，临时工作把大量的风险从公司转移到工人。假如人们对优步的需求下降，就像在疫情期间确实发生的那样，那么司机首当其冲承担下降风险，因为他们在接单之间有更多的空档期。司机可能面临他或她的车出故障的风险，顾客以某种寻衅的方式行事的风险，甚至科技公司改动它的规则或者降价的风险。
“在你心里，你在想，我能做到吗？我不能。我做不到。”
优步这类公司，因为提高效率且极大地改进了出租车的型号，而受到经济学家的称赞。这种效率有巨大的好处：顾客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司机享受了灵活性；他们能在他们想要的任何时间上下班。这些公司自身也做得非常好——尽管他们还没有盈利。但是比伯和莫吉亚认为，成本是由司机承担的，这不只是因为工资更低而且是因为不稳定，你不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你能赚多少钱。
莫吉亚说：“我们在生活中重视的许多东西都不是基于拥有收入，而是基于这份收入未来将继续存在的前景。”我们从中得到喜悦和满足感的许多东西——买房、度假、生孩子——“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努力。”我们的自我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依赖于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经历某种长期叙事弧度的能力。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积累出某种东西是重要的。
没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很难做到这一点。比伯和莫吉亚引用了学者爱丽丝·巴德林（Alice Baderin）和露西·巴恩斯（Lucy Barnes）的一篇论文，他们使用了来自英格兰的调查数据来论证，尽管风险实例可能会鼓舞人心和建立尊重感，长期生活在经济风险之中，或者处在“长期的工作不稳定性”中，会吞噬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承诺和人生计划的价值”以及我们“对我们坚持我们的标准并追求我们的计划的能力的自信心”。
当哈里·坎普贝尔（Harry Campbell）开始玩笑似地兼职做优步司机时，他是波音公司的一名工程师。通过只在某些时间和地点载客，他可以每小时大约赚30到40美元——这比他在波音公司赚的钱还多。在六七年前的一个7月4日的早晨，他在中午之前赚了150美元，然后去了海边。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共乘兄弟（the Rideshare Guy）”，为其他的临时司机提供建议。最终，该网站变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他辞掉了他在波音公司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临时经济的一个助推器。他认为该种模式对整个世界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他认为第5号法案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说，临时工人必须保持他们的灵活性，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他说：“过去司机赚得更多。现在公司却赚得更多。”他补充道：“你看不到超级高的满意度。你看到许多的人员流动。三分之二的司机在六个月之后都辞职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每个冬天，他们都会降价”，他继续说，“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怒。我也会很愤怒。但是随后又有新人签约。”
那些在三个月后仍然喜欢临时工作的人一般都是退休人员，或者只在他们想工作的时候工作几个小时的人，几乎像一个有薪酬的爱好一样。他们喜欢结识新朋友，看到他们的城市的不同角落，并且还能赚点额外的钱来花。
“问题的症结是，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坎普贝尔说道，“但是很多人都怀着对正常工作的期待进入它。”
“成本是由司机承担的，不只是因为工资更低而且是因为不稳定，你不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你能赚多少钱。”
这些期待都被优步和莱夫特等科技公司所滋养。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推动和现金鼓励，司机都被鼓励工作更长时间以达到某些基准。许多司机都在绝望的处境下来到优步。
几年以前，妮可·摩尔（Nicole Moore）和她的伴侣即将失去她们的家。他们以浮动利率抵押了一笔不良贷款，他们的应付款几乎在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因此，他们被迫做第二份工作来勉强维持生计。对于在医疗部门工作的摩尔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希望说清楚她工作的具体情况）。一个朋友建议她使用优步：他说你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并且在任何你想要工作的时间工作。摩尔开始的时候只在一个星期中的一个晚上载客。在7到10小时的工作时间，她可以赚大约200美元，这笔钱会直接转入她的银行账户。优步似乎是天赐。
但是很快，她的收入开始下滑。
“突然之间你意识到你赚得更少了”，摩尔说道，起先，她想知道她是否做错了什么事情。优步通过实施“激增”定价来鼓励司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工作。精明的司机将目标对准了这些激增区。但是很容易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进出这些区域；那些收入低于预期的司机有时候会自责。
但是，摩尔接着说，“人们开始在脸书群组上发布收据。”司机意识到优步偷偷地降低了价格。
在现代经济中，公司削减工人工资的情况极为罕见。自由职业者（像我自己）会在开始工作之前就价格进行谈判。但是临时工人却与他们为之工作的真正的人没有什么接触。相反，规则给予他们的是一个接受或者放弃的提议。没有谈判的余地。而且优步在它与莱夫特发起价格战争的时候经常会降低价格。
“公司短期雇佣你是因为他们不想承担长期照顾你的责任。”
“他们会随时给我们发来新的合同；可能是凌晨2点”，圣·裘德说道，“这是一份用法律术语写成的长达30页的合同。这上面说，请对此进行签名，否则你将无法访问该平台。然后你签字。”
她补充说：“它是唯一一个你做的时间越长赚得越少的生意。”
对于比伯和莫吉亚来说，这种风险转移的解决办法就在经济学之中。“共乘”的应用程序，像大多数行业一样，都有外部性。他们影响那些并不直接参与交易的各方。研究已经表明，共乘汽车加剧了美国大城市中的交通堵塞。其他研究表明，优步和莱夫特对公共交通载客量的大量减少起了主要作用，从一个服务大部分低收入城市的系统中榨取钱财。（共乘的应用程序也有积极的外部性；例如，它们导致了至少一些城市中酒驾的减少。）把风险施加于司机身上，莫吉亚说，应该被当成外部性对待——它是可以被政府的政策所抵消的一个。
莫吉亚和比伯提出对那些使用临时工人的公司征收新税收，来为额外的社会安全保障提供资金。例如，“失业保险”可以“加满”一个工人的周收入，假如它降低到某个门槛之下。
当然，新税收有可能使得这些公司使用临时工作的代价变得过于昂贵。“一些东西只在你不被迫支付真正的社会成本时才是有利可图的”，莫吉亚说道，“可以说，临时工作通常就是这样。公司短期雇佣你，是因为他们不想承担长期照顾你的责任。”
王幸华 | 译
艺萌「睿ⁿ」 | 编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1年1月26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