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60多个难民在利比亚附近地中海漂流的一艘小艇上被德国组织“海洋之眼”（Sea-Eye）所调度的船只所救。这艘船名叫“阿兰·库尔德号”（the Alan Kurdi），它以一个小男孩的名字命名，2015年这个孩子在试图跟他父母一起从土耳其游到希腊的途中溺亡。在营救完这些难民之后，阿兰·库尔德号靠近马耳他，但是当局拒绝允许他们上岸。经过10天的谈判后，马耳他首相约瑟夫·马斯喀特（Joseph Muscat），终于在推特上表示他们将被允许上岸，并随后“重新分配”给欧洲的其他国家。“没有人将留在马耳他”，他写道。

一年之后，马耳他征募了一支私人商船组成的秘密舰队以阻截驶向马耳他的移民并迫使他们返回利比亚战区。这种做法很可能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就在几个月以前，马耳他当局曾要求一艘过路的油轮“马士基·艾蒂安号”（the Maersk Etienne）帮助附近遇险的船只。27个移民在那条船上，包括一名怀孕的妇女。随后几个星期，马耳他都拒绝允许该油轮靠岸。地中海地区的商船一直按照国际海洋法的规定营救船只；在通常情况下，任何被营救者都将在最近的安全港口下船。

毫无疑问，马耳他因其无情的反移民政策受到指责。但奇怪的是，马耳他却向其他的新公民敞开了大门——如果他们能付得起钱。2013年出台的一个方案允许任何人以不菲的价格购买马耳他公民身份：现在大约是120万欧元，约合130万美元。例如，在2017年，马耳他以大约743000美元每本的价格签发了62本护照给两个沙特家族，艾尔·穆海迪卜家族（the al-Muhaidib）和艾尔·阿吉尔（the al-Agil）家族。这两个家族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许多成员尚未踏足过马耳他的领土。

有理由认为马耳他的政策是非常理性的：在欧盟国家里，为什么政府不应该通过出售令人垂涎的公民身份使得自己变富有呢？这样做与那些通过市场营销其山川之壮丽、其城市之惊险以及其海滩白沙之光泽而吸引国外游客的财富的国家不同吗？

一些人认为一个拥有旅行签证的人与一个承诺长期停留在这个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确实，旅行签证只提供有限的、短期的权利。但是并不清楚是否2017年购买了马耳他公民身份的沙特人对马耳他表达了长期的承诺。在公民身份获得批准的前后都并没有要求申请者居住在马耳他。事实上，那些可能准备承诺把马耳他当作他们主要的家园的人通常都被拒绝进入马耳他或者移到了其他国家，比如那些登上了“阿兰·库尔德号”的移民们。

“公民身份似乎更像一组在一段时间内以某个价格购得的权利。”

令人困扰的是，马耳他将公民身份明码标价的做法会而贬低它的意义。但是不独有马耳他如此。黑山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可以通过25万欧元以上的投资获得，而且它提供免签进入124个国家。美国一直实行EB-5签证方案，对那些投资了100万美元左右的外国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永久居留权。比如，来自印度的富有家庭资助了密尔沃基的酒店项目，等等。

当你看到孟加拉国可能因为一个人从该国撤资而取消其公民身份，寻求投资的国家实践的交易本质变得愈加清楚明白。在这些情况下公民身份似乎失去了它永久不变的特征；相反，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组在一段时间内以某个价格购得的权利。

超过50个国家为那些愿意支付的人提供某套权利。你可能在一种情况下收到一整篮子的权利，在另一种情况下收到一个投资者签证。而且这种交易伴随一种算法模型——如果满足条件，就会得到权利。如果你支付65万欧元，另外每个配偶和小孩加2.5万欧元，投资15万欧元于金融工具，并且购买了至少35万欧元的不动产，那么你会得到马耳他的入籍证明，它包括欧盟的公民身份，让你可以在27个欧盟国家和瑞士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定居，并且免签进入世界上超过160个国家旅行，包括美国。

公民身份——个人和国家之间一条明显神圣的纽带——如何能够被提供购买？欧洲委员会正在对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发起侵权诉讼，因为它们按照固定价格提供欧盟的公民身份，即使购买者与相关的成员国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我猜测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将不得不降低它们提供的公民身份的大小，从完全的公民身份权利降低到永久居留权。而且他们可能被迫降低价格。但是，不会消失的是这整件事带来的明显的交易感。

谴责公民身份的商品化并且试图剥夺富人购买我们大多数人买不起的全球自由的权力是诱人的。但是，为了努力解决公民身份销售带来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大多数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公民身份的基础变换的问题。

“现代公民身份是法律赋予的。”

现代国家一直假装公民身份来源于自然：祖先或者地域。也就是说，通过血缘或者出生地。但是它事实上来源于法律。前现代社会可以把归属这一事实放到人类决策之外，但现代国家无法回避公民身份来源于法律的事实。民主社会中的这种身份意味着公民既能享受公民身份带来的权利也能通过投票的行为自己在法律制定上发挥作用。现代公民身份是法律赋予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简单事实，我们还不如把公民身份归为修辞和神话的领域。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基于前现代的形式对归属的旧定义正在土崩瓦解。通过严厉打击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欧洲委员会可能攻击错了目标——财富并不是国家寻求吸引的唯一的东西。许多国家也猎求人才。它们提供居留权以吸引人力资源。并且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技术、教育和美德——听起来远没有赤裸裸的金钱那么肮脏。事实上，欧盟移民政策的三个标准之一就是繁荣，它包括技术和经济需要。

在寻求资本的政策被谴责的同时，寻求人力资源的政策却被褒扬，即使它们遵照的是相同的算法逻辑。以加拿大的综合评分系统（CRS）为例，如果申请人在教育、语言、熟练程度、年轻度、工作经验和技能转移性上获得了足够高的分数，那么他们就有资格在加拿大获得一大篮子的工作和居留权利。

这还只是永久居留权，不是公民身份——但是一个永久居留者拥有获得大多数社会福利的权利，从医疗保险到法律保护。永久居留者只缺乏投票权或者竞选联邦公职的权利，而且他们不能获得加拿大护照。但是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原籍国保留完全的公民身份权利。

面对富有国家在摇晃着居留权的“糖果”吸引全球的财富和人才，其他国家也在召唤他们的广大侨民，那些很久以前，甚至几代以前离开的人，催促他们回到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出生的国家。超过130个国家现在把全部的或者部分的权利扩展到他们的侨民。

“一些人可以在超过一个国家里要求公民身份权利，而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这些权利。”

把公民身份权利扩展到侨民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它满足了精英移民的长期需求，也支持了汇款的政治经济。允许侨民的成员积极关注他们祖先的祖国发生的事情也有利于政府敲打他们的钱包以追求发展的、技术的和外汇的目标。双重的公民身份在数量上日渐增加。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称作双重的公民身份，因为它们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两个国家里的平等的成员身份；一个人可能在很多国家有各不相同的权利组合。

所有这些引出了公民身份究竟为何这一问题。一些人可以在超过一个国家里要求公民身份权利，而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这些权利。在美国，一些曾经在监狱服刑的土生土长的公民失去了投票权。根据量刑计划的一项研究，大约有510万投票年龄的美国公民因为一个当下的或者过去的重罪判决而被剥夺了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的权利。相似地，一些公民在纸上拥有所有的权利但是却缺乏行使它们的手段，比如那些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拥有的是几乎不能容忍的居住在大街上的权利。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出生在一个国家并不保障所有的公民身份权利，出生在外国也不一定限制它们。

为了解释公民身份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个广泛的趋势是厘清成员身份的定义。公民身份被广泛地相信意味着一个国家中的成员身份。这种理解似乎从古希腊以来就没有多少改变，在古希腊，公民身份大概指的是一个波利斯或者城邦里的成员身份。事实上，公民一词似乎是从一个12世纪昂格鲁-诺曼的法语词“citisein”进化而来，基于拉丁语“civitas”，其含义是“一个城市或者城镇的居民”。

成员身份，让我们承认，是一个极其诱人的观念。它承诺了几个事情：包容、共同体、团结和那些潜藏在广大和未知的外部世界的共同的敌人。成员身份的语言存在两个问题：它失去作用，并且它也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包容。

“现代公民身份为针对那些被认为不是成员的人的不必要的敌意和错待创造了条件。”

它可能在过去是有用的。正如1930年的《国际联盟国籍法公约》规定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国籍并且只有一个国籍”。那时候，一个人的忠诚和效忠只系于一个国家，通常与服兵役的要求牢固粘合在一起。

但是，在当今这个移民和迁徙越来越加速的世界，它的作用大大减少。它脱离实际，因为成员身份的框架不能告诉我们移民的确切身份——他们是部分成员还是缺乏一套完整权利的非成员。甚至一些完全的成员，比如前重罪犯，也不能获得一套完整的权利。

成员身份也不是包容的。从本质上说，它更是一个排外的原则而不是包容的原则。它创造了一片想象中的团结的草地，被一片巨大的森林——必须被排除的危险他者——所包围。自动地，它排除的人远比它包容的人多。成员身份的模式不能解决重叠效忠的问题，它分裂了忠诚者和流动人口，在一个“我们”与“他们”因为交通和通信的发展日益融合的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我们”与“他们”相互对立的不利环境。

成员身份的政治词汇产生了公民身份的二分法——成员/非成员——表述。它允许某个阶级的人获得一整套政治和地域的权利，同时却支持剥夺其他人任何权利的虚华词藻，即使这些所谓的成员在私人层面上根本不认识大多数他们的同胞成员；它是陌生人对抗其他陌生人的团结。最重要的是，它为针对那些被认为是非成员的人的不必要的敌意和错待创造了条件，并且为把那些不符合国家框架的少数人驱赶为外来者的归属话语火上浇油。

与其用“里或者外”的术语思考公民身份，更恰当的是用“更多或者更少”的术语——公民身份的程度而不是通常的公民-非公民的框架——来把捉它。把公民身份看成是一个国家俱乐部里的完全的成员身份的一种形式是不恰当的；相反，公民身份已经日益变成可调节地获得一连串权利的手段。

“与其用‘里或者外’的术语思考公民身份，更恰当的是用‘更多或者更少’的术语来把捉它。”

一些人认为公民身份不止是权利的问题；它也是责任和义务的问题，比如交税或者服兵役。但是认为只有正式的公民才交税是错误的；比如，在美国，永久居民和移民也按照同样的比率交税。事实上，据估计，所谓的非法移民的平均税率比美国赚钱最多的人所支付的税率更高，即使他们的一篮子权利仍然很少，只有最基本的人权。非法移民也不能利用诸如社会保障福利等福利权，尽管他们的代扣税对社会保障做出了贡献。

在军队里，移民参军和服兵役的历史由来已久。美国军队每年征募了大约5000名非公民的永久居民。超过700枚荣誉勋章被授予移民，占受尊敬群体的大约20%，尽管联邦法律禁止移民晋升为军官。

通过排除大量无证移民、非移民签证持有者、永久居民和其他在一个特定社会生活、工作和作出贡献的假定非成员，成员身份模式日益无视于政治的、公民的和社会的现实。

在一个制度纽带重叠和交叉的时代，公民身份指的是一组动态性变换的权利，它通过一个人进入一个特殊的背景而被激活。我们称之为“模块化公民身份”（modular citizenship）。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但不是作为一个容纳成员的容器；相反，世界各国的跨领域权威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和分配了极其不同的权利组合。

关于公民身份，什么是如此的模块化？模块化和调节是两种兼容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把公民身份看成是由独立的权利单元或者模块组成的，它们可以被改变或者取代，而不会影响余下的结构。世界上的各个政府有能力规范或者调节在他们的辖区内个人可以获得的权利的质量和数量。

一些人认为公民身份仍然主要是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的。当大部分人绝不会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权利也只会简单地被他们偶然出生的地方所决定，喋喋不休地谈论权利有什么用？因此在公民身份的学者中我们有两派：一派认为从基于出生到基于权利的成员身份的改变已经发生或者应该发生，而另一派认为在主权国家里基于出生的成员身份仍然是主要的公民身份模式。

有一种解决这个争论的方式。出生，就像财富或者技术一样，是模块化公民身份权利的另一个原则。它是获得公民身份权利的最常用、最实用和最无争议的原则。但是它不再是唯一的一个。

通过接受出生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模块化的公民身份模式在一个框架内整合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它既能解释最自由的公民身份国家，也能解释那些仍然强调出生权的国家。它既能解释马耳他提供一整套权利给外国人的金钱标准，也能解释沙特阿拉伯阻止在该国生活了几代人的无国籍家庭获得某些同样的权利的血缘原则。与其把他们看成是住在一个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的非成员，更好的方式是把他们的公民身份看成是在规模上比成员小的，但有可能扩大范围的模块。

与成员身份的概念不同，公民身份从来没有被固定或者静止，它能够收缩和扩大。当妇女的普选权运动赢得胜利时，它扩大了美国妇女的公民身份；同样地，公民权、同性恋权利、残疾人权利和各种移民权利运动也都扩大了公民身份。

如果我们开始把权利思考为衡量公民身份的通货，我们就能更好地观察到公民身份在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不规则积聚。这也让我们能够回答一个关于一个人的全球公民身份的难题，它只是一个人的全球篮子的权利的大小和形状。通过购买马耳他的公民身份，那些沙特家庭极大地扩大了他们的全球篮子的权利，而那些漂流在漏水的小艇上的人通过政治庇护权惊险地扩大了他们的全球篮子的权利。这种发展可能不是解放性的，但是解决全球时代的不平等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公民身份的概念。

王幸华 | 译
艺萌「睿ⁿ」 | 编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1年1月7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