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种围绕原则而组织集体生活的政治理性实践，而这些原则表述了我们与真理、与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基本关系。身份认同则是自由主义特有的东西；是文明的残骸。”
人们常以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作的主题是文明，但实际上他写的是身份认同。这两个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二者间的混淆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亨廷顿会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一个文明的两个组成部分。正因于此，他认为二者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尽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可能都认同东正教基督徒的宗教身份，但是这场战争表明在世俗世界中，民族认同占优先地位。
乌克兰人正在为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地位而战，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公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不能并存于世。在战场的动荡之上，这两个国家正缓慢落回各自所属的文明世界。植根于迥然不同的历史与情感，以不同的政治理论告终。
正如哲学家沃洛迪米尔·叶尔莫连科（Volodymyr Yermolenko）所言，现代乌克兰文学始于伊万·科里亚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用乌克兰方言对维吉尔（Virgil）《埃涅阿斯纪》（Aeneid）的仿写。在他的仿写诗《涅阿斯纪》（Eneida）中，科里亚列夫斯基把埃涅阿斯及其特洛伊同伴描绘成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从而将乌克兰的历史锚定在罗马神话的地基之上，这一点绝非巧合。
16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人从东欧统治者那里获得了一些特定的权利和自由，其方式同西欧贵族限制君主权力的方式相近。正如乌克兰小说家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指出的，哥萨克选举军事指挥官的传统使乌克兰人习惯于自主选择领袖。与此相反，在俄国，人们则相信沙皇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亨廷顿等人无法理解的—比如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几个月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冲突”—是身份认同和文明之间存在区别。文明需要与宗教、种族或国族身份的概念区分开来。文明是一种围绕原则而组织集体生活的政治理性实践，而这些原则表述了我们与真理、与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基本关系。身份认同则是自由主义特有的东西；是文明的残骸。
“在自由主义国家里，人人都可以是基督徒，但国家本身不采纳任何宗教信仰，因此人人同样可以是穆斯林或印度教徒。政治权力组织的法律和原则将保持中立或空白。它们不代表任何关于世界或人类生活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并不代表某种文明。他们将是自然的、赤裸的，甚至是不文明的。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大胆而又古怪的抱负。”
文明国家的特征是它能够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总体框架，从而为西方自由主义提供可行或可供讨论的替代方案。文明国家是一个达到集体存在之最深层次的基本概念。例如，如果以色列或印度成为文明国家，其使命将是培育和发展古老而多元的犹太和印度传统。它们将赋予某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的愿景以生命。由此理解的国家确实拥有领土和人民，但其重心在于国家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居住在祖先土地上的同质化民族的幻想，并不是文明国家逻辑的组成部分。
“文明”一词的本意是表达与较原始或自然状态下的生活相反的某种政治或社会存在的状态，后来这一哲学概念又意指为集体生活提供某种基础的一系列原则。但随着自由主义的崛起，这种意义上的文明遭到了攻击。可以认为，自由主义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替代方案，文明国家的政治永久植根于某种排他的或特殊的观念。自由主义谴责文明国家的生活是受限和贫困的，毕竟，如果国家是围绕某种特定观念组织起来的，它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
自由主义者梦想着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一种允许无限可能性的国家。自由主义国家的优势将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承诺扩展个体所能体验到的财富；每个人都可以尝试许多不同的“生活方案”，学习诸多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和现实理想。与此同时，一个承认所有替代世界观的国家，可以期待通过完全接纳生活在其境内的每个人，无论其宗教或哲学信仰如何，来结束内部纷争。
卖点其实很简单：在自由主义国家里，人人都可以是基督徒，但国家本身不采纳任何宗教信仰，因此人人同样可以是穆斯林或印度教徒。政治权力组织的法律和原则将保持中立或空白。它们不代表任何关于世界或人类生活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们并不代表某种文明。他们将是自然的、赤裸的，甚至是不文明的。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大胆而又古怪的抱负。
自由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得到普遍接受，就像科学理论享有普遍有效性一样。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进行一项巨大的抽象和简化工作，类似于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过去的物理理论中抽象出更形式化的关系系统。西方文明停止成为一种文明，或者至少不再自视为一种文明。它不再具有丰富的传统，观察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放弃了对哲学或宗教观念的古典追求。它的原则是广泛且正式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关系框架。
这种错位的抱负永远不会实现。自由主义纲领的失败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政治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中立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好，但人的生命是在有限的时间尺度上展开的，在此期间，我们注定要把赌注压在某些对世界的特定理解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真理在这个领域行不通。
“自由主义纲领的失败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政治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由数百个民族国家组成，这些国家被政治边界所界定，彼此对立，并且往往依赖于有关霸权与统治的暴力意识形态。这个世界与其说是自由普遍主义（liberal universalism）的产物，不如说是自由普遍主义的赘疣。
你可能会说，在19世纪初，民族主义是推翻旧君主制或教会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永远不会让位于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持久的理性和逻辑的大厦，但实际上它无法涉足集体存在的大片区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对社会生活中那些毫无理
性可言的残酷事实无能为力。这些事实不受任何推理的支配——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政治生活中未被自由主义理论吸收的要素，自然而然地被归类为感性或传统的非理性核心。文明国家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将这些要素解释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多种观点。文明国家是建立在理念之上，而非“血统与土地”之上。
有种观点认为，文明国家的归来是19世纪的犹太思想家所促成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学派中，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等人开始怀疑自由主义的承诺。自由主义国家未能确保欧洲犹太人的安全和尊严。它不但无法保障犹太人生存的权利，也无法确保犹太人可以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完全做回自己，消除因与他人不同而引发的恐惧感。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尔茨（Theodor Herzl）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向导，但我们可以从这些19世纪的论辩中觉察到以色列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这一构想的萌芽。
“文明国家植根于完全发展的政治哲学，而非种族或国族身份。”
正如犹太教保守派毫不犹豫指出的，没有理由让犹太传统适应自由主义，恰恰应该反道而行。毕竟，犹太教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自由主义最多只能追溯到两三个世纪前。印度也经常提出类似的论点，这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至少，我们应该立即纠正这样一种看法，即每种政治价值都属于自由主义传统，而每个对手传统的价值都是被否定的。数千年来，犹太教和印度教各自发展出了处理多样性和社会冲突的方式。难以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从这些传统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说我们必须通过西方宽容的价值观才能最终顿悟。
在今天的以色列和印度，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把对自由主义的反抗变成一项文明事业，而不是一项民族事业。伟大的印度教僧侣和哲学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曾经说过，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位皇帝阿克巴大帝可以被视为“实际上的印度教徒”。他明显是穆斯林，但他所代表的广泛精神和政治秩序体现了印度教传统的原则和印度教理想的延续。可以想象，穆斯林可以生活在印度教文明国家中，就像印度教徒可以生活在穆斯林文明国家一样，只要我们在头脑中能够清楚地区分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
文明不是身份认同。不同文明之间存在接触的领域。印度文明国家受到伊斯兰传统的强烈影响，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自身也不同于阿拉伯或非洲的穆斯林。临近我们所处时代的孟加拉诗人卡齐·纳兹鲁尔·伊斯兰（Kazi Nazrul Islam）或许可以被视为印度教穆斯林。纳兹鲁尔出生于1899年，一生都是穆斯林，但在许多方面，他能够超越神学教条，朝着更多元的方向拓展。他在诗歌中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并将它们与孟加拉语和梵语交织在一起。在超越人类所说的不同语言之上，有一个共同的世界。
文明国家植根于完全发展的政治哲学，而非种族或国族身份。在如何最好地组织政治社会的理论方面，文明国家倾向于在理性思维的方向上超越宗教信仰。但与自由主义相反，文明国家避免表达最终的真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既与自身的矛盾对话，也作为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与竞争文明进行接触和交流。
为什么亨廷顿忽视了文明的全部特征？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些特征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只能作为文化表达形式而存在。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这种困境变得更加严重，但亨廷顿仍然从自由主义霸权的角度论述。在自由社会里，不同的文化被降级为一种平淡乏味的表达，主要表现在异域美食或民族服饰的欢庆活动中。亨廷顿关注的是这种腐朽意义上的“文明”。
“一旦自由主义变成某种地方性事务，就不再是自由主义了。它将不可避免演变成自己版本的文明国家。”
在世界政治中，文明之间的相遇不应是一场冲突。某些文明有“普世”的野心是很自然的，他们可能会扩张和征服。他们经常与对立的世界观开战。但它们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每个特定的文明都必然被迫面对其他选择，并应对它们带来的挑战。
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体系往往由脆弱的理解所主宰，这些理解是敌对文明之间的重叠领域。共同的原则——而不是普遍的原则——提供了共同的基础。那些促进了共同思想发展的文化交流实践异常珍贵。如今，不同的身份认同是排他的。它们彼此对立，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
一种文明变得具备普遍性，是信徒或狂热分子可以想象的；但真正理智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文明都必须深入发展。事实上，如果它试图扩展到普遍公分母的程度，就会瓦解。在文明国家的世界里，主导的全球原则类似于权力制衡。
关于文明国家的另一个误解是，认为文明国家存在并且只能存在于西方之外。也许中国、印度和土耳其会回到其古老的文明概念，但自由主义将继续在其起源的地域上生存甚至繁荣。按照这种观点，未来的竞争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
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可信。自由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实践诉求都源于其普遍性。一旦自由主义变成某种地方性事务，就不再是自由主义了。它将不可避免演变成自己版本的文明国家。
如今，每个有欧洲大陆野心的欧洲政治家都喜欢谈论欧洲价值观，并毫不掩饰地宣称欧洲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这些都是文明的理念。欧洲价值观无疑与自由主义遗产有关，但所谓欧洲价值观带我们回到了它的文明核心。它们根植于世界和政治生活的排他性理论，充斥着智识和道德内容，与对立的理论截然不同。
当欧洲人谈论规则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神圣作用时，这些规则都是具体的理想，其有效性受到永久竞争的影响，其吸引力既具哲学性，也诉诸人性。它们使得自然世界有理可循，并为日常生活的所有事项提供指导。
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这种方式在印度人或中国人看来可能很奇怪，甚至难以理解，甚至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如此，至少在脱离了欧洲文明核心要素的美国人看来是这样。
如果有人试图推测，在欧洲文明也对普遍自由主义失去信心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一个新的文明将建立在欧洲传统中与自由主义对立程度最低的那些元素之上，因此更有能力在自由主义所向披靡的时代存活下来，不受损害。文明国家随时间演变，并且这种演变并未摆脱路径依赖。法治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罗马人发展起来的。一些人认为，自由中立是法治的一种极端变体。这种变体可能再次被原型所替代。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敌人，以基督教作为复兴欧洲文明的基础自然不可行。
“冲突最终是自然、本能、血液和无意识的动力之间的冲突——一方是生命的原始自发性，另一方是理性和文明。
欧盟或许是当今最好的一个展示文明国家内部丰富动态的例子。一方面，它是作为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回应而直接建立的，是试图超越民族认同、走向更接近政治理性的尝试。起初，这种新的政治理性被视为普遍自由主义，但很快事情就昭然若揭，没有任何政治单位可以建立在纯粹的普遍原则之上。
多年来，欧盟一直在强调其特殊性质，这并不令人惊讶：欧洲（而非普遍的）价值观如今为20多个国家（可能将包括乌克兰）团结在一起的艰巨任务提供了粘合剂。其结果是不同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围绕一套原则组织起来的欧盟，不再将这些原则视为普遍的。欧洲的价值观是欧洲人的冒险：在明知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独特而繁荣的文明形象为指导作出选择的一条特殊道路。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中写道，冲突最终是自然、本能、血液和无意识的动力之间的冲突—一方是生命的原始自发性，另一方是理性和文明。
很久以前，巴黎或许也曾唤起人们同样的感受和渴望。今天，基辅最好地保存了欧洲革命的遗产，即集体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未来。如何从原始的血缘和民族无意识状态中上升到未来的文明状态，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原文选自Noema杂志（博古睿研究院出品），2023年1月31日发表，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noemamag.com/the-return-of-civilizations/，原标题为As Western Liberalism Declines, Civilization States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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