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身处其中的世界可能走向何方，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元框架（meta-frame）来审视历史，考察过去世界的伟大文明是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强调文化认同，实现共存或者产生冲突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政治话语中，人们往往从“古代”让位于“现代”的角度讨论“文明”这一主题，尤其是被迫现代化的古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这些古老文明所能希望的，至多不过是在新兴的民族文化中保留一些核心文物和价值观。其他可能会唤起怀旧之情，提供娱乐的物品，最终被陈列在博物馆里。
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古已有之。文化是每个部落和社群为了确认其身份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文化建立了具有明确边界的国家，这又进一步培育了其文化。文化可以起源于农耕或畜牧、定居或游荡、有文字或无文字的社群，当各阶层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时，文化就能够保持强大且独特。另一方面，国家由“能力超群的人”领导：酋长或祭司，君主或国王，甚至皇帝。
文明则始于“文明人”必须对抗“野蛮人”的理念。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开始在其边界之外寻求生命的意义。这些人包括先知和教师，他们通过启发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将讯息传播给所有人。他们的愿景是帮助强大的帝国塑造无国界的世界观，并定义新文明的价值观。如果成功，该帝国文明将把地方和王侯的国家和文化纳入其羽翼之下。每种文明本质上并不优于任何文化，但通过与不同文化的结合，它可以扩大影响力，征服未开化领域，并挑战其他文明。
现代文明始于何处？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欧，它最初在地中海地区的几个古代文明之间，通过国家或帝国的互动而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明源自欧亚大陆中心，一个源自讲亚非（闪米特）语的人，他们把亚述—巴比伦文化引入东地中海地区，另一个则源自那些讲印欧语的人，他们南下至伊朗和印度，西达欧洲。
这两种类型的文明都是由建立了书面语言的国家所代表的，并且都是由不同文化混合而成。在争夺欧亚大陆海上和陆上霸权的帝国中，最著名的是传播了希腊化文明的亚历山大帝国，还有由奥古斯都建立的，后来征服整个地中海的罗马帝国。
在彼此竞逐的千百年里，每个帝国文明都包含了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其中一些文化承认希腊化和罗马皇帝所提供的普遍愿景。但也有一些文化抵制“普世主张”，并提出了自己的愿景，其中最著名的是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启示了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尽管遭受了几个世纪的迫害，他们的愿景最终获胜。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最终皈依基督教，希伯来人的愿景从此便与罗马帝国的使命交织在一起，将一神论的真理带给世界。
然而，这一传播真理的使命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希伯来人和其他人都质疑罗马所声称的统一性。几个世纪后，新的信徒从阿拉伯沙漠中走了出来；他们通过征服安纳托利亚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占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不仅控制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还威胁到欧洲的其他部分。在罗马帝国分裂十多个世纪之后，罗马人的“神圣”使命已经失去其核心地位。随着地中海文明的伊斯兰部分在印度北部和中亚扎根，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文明，独立于罗马和拜占庭欧洲的残余部分。
如今，现代文明被认为源自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宗教改革后的政教分离标志着其起源，随后是科学和世俗的“现代”同传统和落后的“古代”对立。对物质进步的追求，激发了几个主权国家以欧洲所取得的成就为名，推进其帝国野心。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推崇现代文明——所有古代文明如果不能现代化就注定会灭亡。当罗马地中海被迫转向海洋时，现代文明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当这种海上推进拓展到全球范围时，它挑战了伊斯兰文明在印度洋的野心，也激发了东正教帝国在陆地上的扩张，直到基督教文明的两个部分在北太平洋相遇。这两种推进都遏制了在中亚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使命。
在西欧的叙事中，现代文明是一段关于将思想从教条和特权中解放出来，并从以前无法触及的新环境和文明中汲取灵感和财富的历程。随之而来的，是人文想象和科学发现的胜利。而海上交通网络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成为推动全球各地进步的引擎。
这一新文明从其希腊罗马文化传承中汲取新的灵感，摒弃了教会传统的束缚。思想自由带来了质疑和创新，建立了权威体系和社会秩序的新范式。与此同时，它促使强大的“现代”取代了衰弱的“古代”。凭借新的权力工具，主权国家竞相争夺对世界的主导地位。民族帝国通过为全人类提供现代的普世价值，加速了所有古老事物的消亡。
但这种发展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到19世纪，当欧洲帝国瓜分完了世界之后，它们便开始彼此为敌，每个帝国都建立了世俗意识形态，声称以本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重。一方强调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法律保护。另一方呼吁建设支持穷人和弱者、反对富人和强者的关怀型国家。双方都打着善恶之争的旗号寻求霸权。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惨重，但余下的欧洲帝国仍不吸取教训，依然想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还需再经历另一场世界大战，人们才能深刻理解文明不能与民族帝国共存的教训，这些帝国随后被新的世界秩序中民族国家平等的理念所取代。在这里，美国作为“最不帝国”的国家，承担了推进一套人人都能接受的政治价值观的责任。诸多的前帝国和新去殖民化的民族国家同意共创一个不同的环境，使得所有国家能够共同努力，重建现代文明。
联合国无力承担这项任务。一个由捍卫各自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国家组成的集会，不能成为构建全球文明的工具。事实证明，最后所建立起来的，不过是胜利者们的妥协。旧的意识形态挑战依然存在，背负着无法消除的历史包袱。此外，得以幸存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选择寻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美国在冷战中重振西欧并击败苏联后，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实力代表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其核心定义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成为了全球文明的卫士。
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在地中海的欧洲部分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后，三个古老文明继续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进。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它们都终于意识到，除非实现现代化，自己的文明可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它们都抗拒以西方所期望的方式现代化。这是因为它们的创始愿景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明。
伊斯兰的经历说明，当一个文明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对抗之后又分裂时，会发生什么。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作为一神教的使命，注定要对基督教发起挑战。在针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欧洲国家变得海洋化和全球化，而印度洋上的伊斯兰国家继续捍卫普世愿景。但从世俗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一愿景仍然是古老的，主要限定于地中海地区。当英法两国的海军控制了地中海，哈里发王国被分割，新的民族国家纷纷涌现，并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今天，瓦哈比阿拉伯人和伊朗阿亚图拉们想要的，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代表的，是不可调和的。
也有些穆斯林领导人选择了现代化，比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亚洲的新兴民族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北非的国家，都准备掌握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他们仍然保持的一神教传统。
然而，一些虔诚的信徒认定民族国家能实现的成就有限，转而支持无国界组织，以抵制威胁到其文明的世俗异端。他们的战略已经无法保持组织的团结，但他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国家的援助。与此同时，文明所提供的“精神圣战”仍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而民族国家则继续现代化，以对抗其世俗敌人。
印度文明，和向西迁徙的印欧人，以及入侵印度北部的希腊人和伊朗人共享同一个印度-雅利安源头。印度文明多神论的形而上学世界更接近古希腊罗马文明，而非屈从于闪米特人的一神论。它承诺的是通往重生的多种途径，而非天堂或乐土。它从未是一个帝国文明，而是建立在可以自主选择多种道路的地方国家和文化的基础上。
虽然这些政治体同样易于陷入战争和激烈的内部争执，但印度文明愿意为接纳其思想的人们提供灵感。它的力量植根于其深厚且多样的文化，其思想和美学的包容性使抵御世俗威胁的文明成为可能。
千百年来，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接受它所带来的一神论愿景。印度人仍然主要信奉印度教，不需要国家来维护自己的传统。后来，当它面对从海上登陆的欧洲人时，情况依然如此。即使在19世纪中期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印度文明仍然能够保持其一体性。
当印度领导人决定建立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他们很快就实现了现代化。他们知道其所接受的现代化植根于西方，但仍在寻求如何能保留其印度教遗产。
中华文明的根源，同由中亚向南和向西迁移的闪米特人和印欧人所启发的文明相距遥远。在19世纪之前，它从未受到过其他文明的威胁。虽然几个游牧征服者曾统治过中华帝国，但都对中华文明表示尊重。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平原的数十个地方文化，早期的统治者选拔官员帮助他们有效地治理国家。凭借独特的文字系统，他们创造了一个“天下”愿景，但国家之间彼此相斗，竞逐霸权。最终，秦国打败了其他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天下”。它的继承者汉唐王朝则将其文明传播到了邻近的朝鲜和日本。
中华文明建立在其书面语言、治理记录和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哲学和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与印度佛教僧侣的首次相遇，给汉代的精英和分裂中华帝国的突厥-蒙古入侵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世纪以来，王朝帝国接纳了佛教的理念，也对其他的宗教敞开大门，如基督教的景教、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希伯来教和伊斯兰教。但只有佛教给了中国人他们所缺乏的，并且完全融入了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共享的中华文明。
中国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后存续下来的方式，成为巩固后来的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经历。中华文明在被蒙古人统治下继续发展，并恢复了儒家正统思想。儒家正统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18世纪的三位满洲皇帝也重申了这一正统观念，使清朝的帝国权力成为中华价值观的代言人。于是，在面对19世纪的现代帝国时，中华文明就变得与国家难分难解了。
为什么中国政权对西方是个威胁
美国作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守护者，通过国家权力领导西方。伊斯兰对现代化的抵制并不依赖于国家权力，而是基于古老的、持存的信仰。美国认为这是可操纵的。印度则试图在其古代文明仍起作用的基础上发展国家权力。美国对此进程可以提供影响。无论如何，两者都求助于其古老的信仰来帮助他们抵御西方的世俗现代化，但却无力拒绝。
当日本转身跟随西方走向现代化，中国开始失去其在中华文明中的领导地位。在朝鲜和越南都成为殖民地后，中国变得更加孤单。清朝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清朝覆灭后，残存下来的民国不能自称为一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历的两次革命（1911年和1949年）如此痛苦。两者都代表了对古老文明的放弃。日本的入侵结束了国民党试图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尝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现自己处于苏联霸权的阴影下，于是放弃了国家社会主义。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领导人以巨大的决心进行现代化建设，美国的领导层是支持而非威胁的。
现在，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它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规划未来，根据自己的文明遗产框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这与美国人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判然不同。尤其是，随着美国退回到“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姿态——唐纳德·特朗普用言辞表达，乔·拜登用行动实施——中国开始质疑美国声称自己是领先文明这一主张。
虽然现今的中国政权拒绝美国声称的“普世价值观”的关键部分——个人权利高于集体权利、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选举政府——但他们尚不清楚“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承将会引导他们走向何方。中国知道自己不愿做什么，它通过“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框架进行反击。由于担心中国正在打造的不同道路是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守护植根于启蒙价值观的现代自由文化为由，开始发起反击。
如果美国相信自己能成功推广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它可能会容忍一个试图挑战它的强大的中国民族文化。但当它内部已经撕裂，缺少内在的信心和凝聚力，当西方内部也有声音试图回归被世俗现代主义视作威胁的传统价值观，未来变得不可预期。
不同文明可以跨越国界共存，过去千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当“文明力量”被宣称为“普世”的，并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或者以民族帝国的名义被援引，世界就变得危机重重。
当那些被视为对一个民族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事物，在经济和技术上受到同一个全球体系中其他民族的挑战时，共存所依赖的妥协和容忍的余地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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