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印度人，我一直在努力向外国人解释我的祖国。因为印度就像很多自封教育者手中的橡皮泥：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种哲学，就像重写本。它源远流长，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印度河文明；但它也是年轻的，去年（2022年）8月才庆祝成为共和国的第76个生日。

概括地说，印度的当代政治是两个阵营的对峙：“午夜之子”和“莫迪后代”。第一个标签出自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布克奖获奖小说，这些人是印度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愿景的继承者：信奉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像批评者说的那样，很大程度上属于英式精英阶层。这是尼赫鲁想象中的，在1947年8月15日英国殖民统治结束的“午夜时分”诞生的国家。

他们的权力正在式微。午夜之子引领着尼赫鲁主义的国大党，几十年来像巨无霸一样腐败且低效地统治着国家。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追随者毫不客气将其赶了出去，这是一群极度爱国、追求复古、以多数派导向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批评者认为他们偏激且恃强凌弱。

国家不仅关乎疆域，还关乎理念。疆域和理念都是流动的，战争、革命、梦想和话语都在不停地塑造着它。印度的地理轮廓或多或少是清晰的，尽管其确切的轮廓在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描绘中有所不同。但印度的理念是什么？

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个理念是多元。这是一个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概念截然相反的理念：在欧洲，单一宗教、统一语言和共同敌人被认为是唯一可持续的政治单位的“自然”基础。几十年来，印度都在抵抗民族国家定义下的排他性。它抵制了许多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印度的这一理念证明，从多元的分裂中创造一个强大、共同的身份是可能的。

独立后的印度，同其他许多前殖民地一样，在古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性”惨痛相遇的交汇处诞生。因此，它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建设工程。它是布鲁诺•马萨斯（Bruno Maçães）所认为的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结合体。印度共和国的形而上学融合了文明对多元主义的接受，摈弃了对单一真理、神灵和忠诚的坚持，通过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将人民视为受抽象世俗法律管辖的自由平等的公民。

对于午夜之子来说，印度挑战了欧洲的线性进步叙事——从中世纪的封建宗教习俗稳步“前进“到如今的同质化现代性。

这一印度理念通过将西方思想吸纳到印度文明的价值观中，在所谓的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例如，印度的世俗主义既不是按照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来定义，也不是依此来实践的。它不提倡在公共空间去宗教化。相反，它是通过强调平等尊重不同的信仰作为社会凝聚的基石，认可人们深厚宗教情感的合法性。在公共场所，多种信仰得以繁盛，不受偏见影响。

例如，在我1980年代在新德里上学时，虽然学术课程不包括任何具有宗教色彩的内容，但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节日庆祝活动都是每年活动课程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种既兼顾又不兼顾文明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高难度行为，常常造成不协调的结果。例如，印度公民虽然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结婚、离婚和继承等“个人”问题上，却只能依从大相径庭的宗教传统。

尽管宪法中规定的“指导原则”强烈建议国家努力尽快施行统一民法典，但印度仍未制定出将宗教完全从法律领域中剥离的民法。

原因何在？印度的民主政治，无论执政党是谁，都是依照狭隘的身份认同运作，选票在概念上按照种姓和宗教划分。然后，政客们通过承诺提供各种援助和恩惠来吸引这些所谓的“票仓”，包括不干涉他们基于社区的私法。

因此，印度的穆斯林可以依据与印度教徒或基督教徒不同的宗教规范进行结婚和离婚。而印度教的继承法与其他宗教的公民继承法是不同的。

但是，这种对其公民分而治之的方式并非源自印度共和国。该方式来自于英国殖民者，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推动并将这一概念制度化：印度由很多身份孤岛组成，除了“中立”国家在其中扮演必要的仲裁者角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午夜之子没能解决英殖民者的遗留问题。他们采纳的宪法借用了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且未能统一地采用这些价值观。这种做法延续了曾经殖民者的虚伪和偏见，导致了不一致的政治世界观，一方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又推崇基于社区的“文明”价值观——通常损人利己地是为了赢得选举。

他们日积月累的失败的结果就是莫迪后代的崛起。对后者而言，现代印度多元主义的工程除了安抚少数群体，损害印度的统一和“文明”之外，没有可取之处。

如果说对尼赫鲁而言，印度的理念是以多元性为前提的，那么对莫迪而言，该理念已经变成以纯粹性为前提。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工程”取代了“世俗主义工程”。国家的底蕴被认为在于本土主义哲学，仿佛它没有被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所遭受的入侵所影响——先是伊斯兰文明，后是欧洲文明。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尼赫鲁所倡导的多重脚本抹去，使其回到所谓的文明至上原则，即印度教至上。

在相对温和的表述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概念囊括了印度次大陆的所有不同群体，不管他们实践和宣称的宗教如何，都视其为事实上的文化印度教徒。在这个概念中，印度教与印度文明混为一谈，与任何特定的信仰实践无关。

事实上，鉴于其信仰和实践的混乱程度，印度教被喻为开放源代码，因此没有什么会被视为叛教，无神论者也可以存在其中（顺世论派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令那些持有单一亚伯拉罕式世界观的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在印度次大陆有一些民族可被描述为印度教穆斯林。例如，印度西部的库贾（Khoja）穆斯林和库特奇-梅蒙斯人（Kutchi Memons），他们自称是穆斯林，但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印度教崇拜元素。

实际上，正是现代殖民地时期与英国人的相遇，结束了这种宗教融合的身份。作为英国政府核心行政行为之一的人口普查，其核心就是根据其宗教对“本土”人口进行分类。殖民政府无法理解或设想不拘泥于二元划分的、更多元的自我认知。

在英国的协助下，像巴基斯坦这样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建立了。它代表了欧洲对民族国家应有的建构范式的设想，使印度更难真正作为曾经的融合文明国家而存在。莫迪后代试图“回归”的文明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构造，更接近于被印度教化的巴基斯坦，或清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德国，而不是任何历史上的文化纯粹国家状态。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打造印度教大一统的政治项目，它无限接近于西方基于身份认同的国族建构，而非一个受印度教影响、以异质而非正统为规范的文明国家。

过去我曾主张，如果欧盟愿意向一个“欠发达”国家学习，印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盟的榜样。因为现代印度在某些方面是欧盟的原型：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广袤区域被打造成一个牢固的政治经济单位。与欧盟一样，印度有20多种官方语言，且两者共享“多元融合（unity in diversity）”的信条。事实上，印度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政治惯例的规范，马萨斯所说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值得欧洲借鉴。

本质上，午夜之子承担了一个类似于后来演变为欧洲联盟的印度版本：拒绝民族国家的同质化专制，而是选择了颂扬融合。而莫迪的后代，虽然表面上追求文明国家的回归，但实际上只是设想了一个狭隘的、类似前欧盟的欧洲式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简单的二元划分已经无法充分捕捉其特征。自由主义和文明主义之间的鸿沟处处都未被完全弥合，这些鸿沟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继续显现。

原文选自Noema杂志（博古睿研究院出品），2023年2月7日发表，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noemamag.com/purity-vs-plurality-in-india/，原标题为Purity Vs. Plurality I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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