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是一个西方话语，但也被人们用来分析古代中国。但古代中国不同于人们通常理解的西方世界的帝国，而有其特殊性。这不仅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内部组织形式上，也表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帝国？

十七世纪后半期之后，西方学者在其对中国的描述中，把中国称为“帝国”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则是直到晚清才开始使用“帝国”一词，并逐渐把“帝国”一词用于满清自身，从而出现“大清帝国”的说法。 在此基础上，对“帝国”的使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所接受，从而出现大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等等说法。在中国还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名称就叫《大秦帝国》，该剧分为4部，共有203集。

总体上，帝国是一个颇为含糊的、来自于西方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以罗马帝国为早期蓝本，虽然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长期是一个超强国家，但帝国的概念并不十分适合于分析古代中国的王朝，它对那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缺乏较充分了解的外部人士，容易造成一定的误导。从这个角度，人们在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时，不是说不能使用“帝国”这个概念，而是需要非常小心，特别是要注意对中国的情况加以辨别，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一些人在使用“中华帝国”的说法时，可能只是在用“帝国”指称一个版图巨大、实力强大的国家，即把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大国，或某一区域的霸主。但帝国从概念上不同于大国，也不同于霸主。大国主要指国家的一种实力状态。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它的实力增长使其实力超过周围其他国家，就自动成为帝国。

多伊尔把帝国定义为“由某些政治社会强加于另一些政治社会有效统治权之上的控制性政治关系”。 当然，帝国不只是对其他政治社会高压性的政治控制，而往往有其合法性基础。  我们可以归纳出帝国概念的几个基本要素；（1）对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实体的吸纳和统治。吸纳不同民族实体往往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罗马帝国、蒙元帝国都是如此，明清转折之际，西方人开始用帝国来称呼满清，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清朝建立在满族人对大量汉人进行统治的基础之上。  （2）存在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关系，这里的中心，不是地理上的中心，而是政治上的中心。帝国涉及主导性的政治实体（往往是国家）对其他政治实体（殖民地、自治半自治区域、其他国家等等）的控制，并在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具有等级性的秩序。帝国可以在军事、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对其治下的政治实体进行深浅程度不一的干涉，这种干涉往往获得后者的接受。

对等级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是帝国治理的重要内容。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等级是国际关系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  这也使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美国也是一个帝国。  古代中国无疑在东亚建立和维持有一个等级秩序，它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体。当人们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帝国概念时，把古代中国称为一个帝国多少是可以接受的。但中国无疑展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大一统观念使中国形成重内轻外的政策取向
   

与世界历史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帝国相比，中华帝国一个颇为独特的方面，是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绵延性。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一直到晚清，中华帝国经历了多次崩解和重建的过程。在与欧洲面积大体相当的版图上，中国没有出现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裂后，总是能够再次实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大一统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着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实体的丰富实践，其开端是秦汉时期，但“大一统”的思想渊源要早于秦汉的政治实践。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使用“五服”、“四方”等空间概念，试图构造一个具有包容性和等级性的统一国家的理想型。  

“大一统”在思想层面最大的特色是“崇尚一统”，追求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政治秩序的稳定。自秦汉以来，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自认中国正统的王朝统治者的重要追求，也是其理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在三国和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分立的各政权也没有放弃对全国统一的追求。可以说，对统一大业的追求，成为古代中国王朝统治者的一种重要的“适当性逻辑”， 这也构成其维护国内统治的一个合法性基础。“大一统”既是一种对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想，它也进而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政治文化等很多方面。

古代中国是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生活着不同的人群，他们有着多样性的文化。这种差异性的文化往往会造成国家内部的离心力量，这是维系“大一统”国家需要克服的挑战。中国历朝历代在取得政权后,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的差异性, 以实现更大层面上的同一文化认同，以巩固其领土范围内人群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维护王朝的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秩序情结”。

反复出现的大一统的实践，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大一统”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社会意识，即使是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旦他们受到儒家思想的较大影响，并具有了华夏认同，也会产生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强烈意识。由于古代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强大的帝国统治和治理能力，导致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大一统政权实现了国家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民众安宁。也就是说，人民的幸福往往是与稳定的大一统政权相联系，而很少通过分裂政权来实现。这使中国人对大一统的追求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中央王朝对这一观念的塑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

著名学者王赓武特别指出中华中央帝国的独特属性，认为中央帝国以“历史的统一”为特征，这在其他国家中是不适用的。尽管中国曾分裂，但所有政权背后的驱动力一直是使帝国重新统一。

对古代中国来说，“大一统”观念并不意味着统一后的中国越大越好，它并未转化为一种高度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它实际上追求的是华夏文明核心区的统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有趣事实是，北宋统治者虽然在其西南方面存在着一些相对较弱的政权，从而有着可以扩张的空间，但其对此并未表现出很强的兴趣，而对于辽国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则始终念念不忘，并试图通过武力夺取、经济赎买等多种方式收回这一地区。因为这一区域对中原王朝来说，既有重要的国防意义，更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它在传统上是中原地区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一统”规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华帝国统治者的“适当性逻辑”，使其对国家的统一有着颇为执着的心态。由此导致的结果，在古代中国，存在一种重内轻外的倾向， 认为在中心地段实现“修德安民”，保持和睦、稳定与繁荣，比攻取外国领土更为重要。只要作为帝国主体的中原地区保持稳定，则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天下”概念的完整，相比之下，积极拓边在很多时候属于不急之务。

这样一种观念也影响了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国际关系即人们所说的朝贡体系的基本面貌。总体上，朝贡体系是一种强制程度很低的地区秩序安排，其低强制性表现在，一方面这一秩序安排范围内的强制程度很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另一方面，不把这种秩序安排强行向外做广泛的推广。这一秩序的扩展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即通过提高自身吸引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把他国纳入相应的国际秩序安排。二是基于“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想法管理与部分外部行为体的关系。 中国主导下在东亚地区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秩序安排。在朝贡秩序中，除了有很详细的礼仪、仪式方面的规定，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并没有多少具体的机制和安排，它总体上是一种十分松散的地区秩序。

古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

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一个等级秩序，这个秩序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称为朝贡秩序。但这一等级秩序，与人们在其他地区看到的很多等级秩序存在不同的模式。  康灿雄认为，东亚国际关系强调国家间的正式等级制度但同时允许相当多的非正式平等。这与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正式平等、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和几乎不间断的国家间冲突。

东亚等级秩序在名义上的不平等比较明显，但实质上的不平等很少，综合起来看，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在实际利益的分配与交换中较为平等，甚至对周边国家常常有比较明显的利益倾斜，即所谓的“厚往薄来”。特别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并不进行有效控制，没有征税，也不控制其军队，对其对外交往的影响也很小。由此，出现了朝鲜、琉球在中国、日本之间两面朝贡的现象。与中国的温和对外政策相伴随的，是这一地区历史上相对较低的战争频率。

结语

古代中国的若干个王朝，由于其庞大的国土面积、强大的实力、内部的民族多样性等因素，被一些学者也视为“帝国”，有时，古代中国也被统称为“中华帝国”。不过，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远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避免用西方世界的帝国概念简单地对应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相当多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它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东亚地区的大国而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地区作为大国曾经长期主导了这个地区的秩序，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帝国的模式而进行分析，但这个模式也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拿来作为对比。

历史上，中国长期在东亚地区拥有十分明显的实力优势地位，但它并未构建起一套严密的以其为中心的、对体系内其他国家有很强约束力的地区秩序。综合来看，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总体表现得颇为克制，它在本地区只是追求很有限的对外政策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双方均可接受的稳定关系，由此形成历史上东亚秩序的特殊性。

古代中国并不是追求权力最大化或者安全最大化意义上的帝国。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面临国际体系安全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其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表现为（1）相比于对外扩张，把维护内部秩序的稳定置于明显更为优先的位置；（2）对外事务在中国统一王朝中往往处于颇为次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并未受到高度重视；（3）在对外政策方面，往往不是很积极主动，更多时候是在应对由周边国家带来的麻烦和挑战，而缺乏比较充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中国与周边国家也未建立起条约式的义务关系；（4）古代中国虽然长期在东亚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域范围拥有力量优势，但并没有在周边实行殖民政策；（5）虽然中国从秦汉到清朝，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段中，大部分时间在东亚地区处于明显实力优势地位，中国有充分时间构建一个对其有利的制度化的区域秩序，但在这一地区事实上存在的是一种颇为松散的秩序，中国对其他国家只有很有限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远远小于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所预期达到的程度。

从中、印比较的角度，如果把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都作为帝国来看待，他们既具有某些共性，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共性表现为，中国与印度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占据一片庞大的地理区域，在其内部都存在民族多样性，并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构成。而且，两者的主流文化中，都有明确反对战争的一面，这与一些西方帝国对武力的崇尚形成鲜明的反差。 另外，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都没有对外国的系统性的殖民活动，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总体上，他们都具有文化帝国的特性。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反复出现的大一统王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色。虽然经历过一些分裂时期，但古代中国总是能在新的王朝下实现统一，在秦首次实现大一统之后，出现了汉、唐、元、明、清等多个著名的大一统政权，在这几个朝代中，除元朝以外，其他几个朝代的持续时间都在200年以上。相比之下，古代印度处于分裂状态的时间要长得多，没有表现出像中国那样明显的“分裂-统一-分裂-统一”的历史循环过程。这样一种统一与分裂的状态，也影响了双方的政治文化，在古代中国，“大一统”观念对王朝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古代印度，并未形成相似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观念，从而不能发挥观念的重要政治聚合作用。此外，中国在塑造地区秩序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不仅在东亚地区建立起朝贡秩序，还在中国的周边形成一个儒家文化圈，以提供制度模版、发挥文化吸引力等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东亚的地区格局与地区秩序。相比之下，印度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力似乎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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