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时刻，我们若想保持国家和谐稳步发展，就必须摈弃过去几种全球治理的传统方法。如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所言，我们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抛弃关起门来的狭隘态度”。

在那些陈旧的全球治理方式中，华盛顿共识，即一种优先考虑自由化、去监管化、私有化和低通胀的经济意识形态，甚至在华盛顿也不再得到支持。而另一种我称之为“PPN”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关税、壁垒和孤立。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最近已演变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对抗，将世界划分为一座座“孤岛”：如美国优先，等等。

有些人提及经济冷战，就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的“冷战1.5”。有些人提及“经济铁幕”，用军事战略竞争的零和隐喻，而非健康经济竞争的正和视角来看待世界。还有一些人认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面临彻底瓦解，演变为相互排斥、各自独立的体系。

然而，我们都清楚，无论华盛顿共识、民族主义亦或“一球两制”的未来绝不是前进方向。唯有“负责任的合作”，比如，在尼古拉斯·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和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提出的“地球现实主义（Planetary Realism）^[1]” 基础上建构国家社会。

基于这一愿景的议程，即各国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又能同时管理好潜在竞争和冲突领域的方案会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中国、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通力合作，对一些全球性问题进行全球应对、携手解决。

“负责任的合作”的核心是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即到2030年，消除绝对贫困，普及基础教育，实现可避免的婴儿、孕产妇死亡率零增长，扭转气候变化局面。然而，前进的道路充满曲折。例如，我们决心到2030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穷，但今年全球贫困率不降反升，这还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应对，携手解决。”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曾说过“刻不容缓”，并提醒可能为时已晚。如果我们要就债务、国际货币供应和全球财政协调方面采取行动，目前已临近午夜。

当全球从新冠疫情转向经济复苏时，值得回想的是，在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由于我们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了协作调整，贸易和经济发展相比各国各自为政呈现双倍增长。在那次复苏过程中，只有10%的财政刺激举措是针对环境保护的。而今，我们要兑现“碳中和”承诺，就应将大部分刺激措施实施在“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在气候变化领域，到明年(2021) 11月，格拉斯哥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我们可以敦促各国商定中期目标，就“绿色新政”达成一致，以重振世界经济、减少化石燃料补贴、鼓励合理碳定价、支持新技术、做好林业碳汇工作，并帮助最贫穷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这场危机也表明，迫切需要对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全球大约有8000万同胞是难民或被迫流离失所，这个数字几乎和德国人口一样多，而联合国所需人道主义援助却得不到足够支持。供需矛盾每年都在扩大。联合国有人道主义职责，但缺乏资源；世界银行有资源，却没有人道主义职责。

以上困局有三种解决途径：一是扩大增收各国已经支付的联合国维和费用，将同等重要的人道主义工作预算包含在内；二是代表联合国发行永久债券，会员国每年支付利息；三是，鉴于世界银行在市场上的资金筹集能力，我认为此乃协调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工作的最佳时机。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摆脱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营养不良和早逝的现状，需要为全球教育重新融资。为此，我建议中国考虑加入新的国际融资机制，这将最大限度地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可用资源。

病毒传播不分国界，我们的应对也不应分彼此。我和一些人提出了一个为全球卫生提供担保的融资方案。世界卫生组织许多有关卫生的倡议，如COVAX^[2]，仍像根治天花一样，依赖于自愿捐款、四处募资，缺乏疾病攻坚、疫苗研发、开发治疗治愈方法的稳定基础。

每年有数十亿本应用于医疗和教育的税收收入流失到“避税天堂”。2009年，20国集团（G20）将自动交换涉税信息纳入全球议程。现在，必须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并发出明确信息，那些拒绝自动交换税务信息、无法充分披露公司和信托受益所有权的国家应将被制裁、排斥和孤立。

“迫切需要对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

我们还须共同努力，推进现有国际机构改革，使之适合于防止出现“一球两制”的状况。我们需要认识到,世界重心正从西向东转移，近6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亚洲大陆。尽管估算不一，到2030年，亚洲中产阶级的规模（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可能达到近2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5%。到2050年，全球20大经济体名单中，可能会有10个来自亚太地区，除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外，还有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以及孟加拉国。

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曾提及要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即西方国家加上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等其他国家。而中国已经倡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和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并可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而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覆盖了全球经济的近三分之一。不难想象，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将成为比肩世界银行的多边开发金融机制，AMRO（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和《清迈倡议（CMI）》将会发展成为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趋势也并不难想象。

但更好的办法是对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进行改革，使其更高效、更具代表性。当前，欧洲、美国和日本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左右的投票权。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40%以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却只有18%。仅中国就拥有近20%的世界人口，只有6%的投票权；像印尼这样的新兴国家，其投票权不足1%，但仅有印尼八分之一人口的沙特阿拉伯，投票权却是印尼的两倍有余。

这种不平衡不可持续。与其退回各自的“孤岛”，不如就联合国根本改革达成共识。中国在2019年联合国改革文件中推动了几乎无人会反对的实质性改革，包括提高透明度、强化和平安全支柱、精简内部管理。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并积极推动维和部队招募的地域多样性，以及针对维和特派团的具体要求制定“明确、可行、重点突出的授权”。

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改革性的安全理事会，不仅需要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还要重新评估否决权。例如，通过机器学习和5G等领域数字软硬件的互操作性和共同规则，联合国将在防止核扩散和促进全球数字高速公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当我们面临数字贸易管理、跨境数据流动和航空等服务新问题时，区域组织应该是世贸组织（WTO）的助力器，而非替代品。而且，我们必须找到让亚洲和西方共同减免债务、支持非洲发展的途径，或许扩大改革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不失为一个选择。

当我们携手向前，不仅根治了天花、控制了艾滋病病毒、根治了小儿麻痹症，还处理了臭氧层问题、2005年的债务减免、2009年的G20集团合作、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些昔日成就带给我们希望。人们需要希望。据说，一个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存活40天，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可以存活8天，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能存活8分钟，但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存一秒。从此刻开始，我们将密切合作，就全球问题商定全球解决方案，给人们带去最需要的希望。

译 | 刘馨蔓

*尼古拉斯·博古睿系博古睿研究院主席、创始人；内森·加德尔斯系博古睿研究院联合创始人、Noema杂志主编。

^[1]详见2020年10月16日，博古睿研究院Noema杂志发表的Planetary Realism一文。文章认为，21世纪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将是冲突与合作的共存状态，而倡议“地球现实主义”是避免世界越来越分裂的最佳选择之一。

^[2]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共同提出并牵头项目，拟于2021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供应给“自费经济体”和“受资助经济体”。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12月8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